赤脚医生的“赤脚”人生

原汤

               赤脚医生的“赤脚”人生

“赤脚医生向阳花，贫下中农人人夸，一袋银针治百病，一颗红星暖天下，出诊远方千层岭，采药敢登万丈崖……”30多年前，一部反映农村赤脚医生题材的电影——《春苗》曾风靡中国，电影插曲《赤脚医生之歌》也随之脍炙人口，“赤脚医生”模式对中国农村医疗事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无论是集体经济时靠看病挣工分，还是家庭联产承包制后以集体名义搞个体经营，这些一边荷锄扶犁一边治病救人的赤脚医生，无偿地承载着中国农村最基础的防疫保健工作。随着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进行，奉献一生的赤脚医生们却因年龄、健康等因素，正逐步淡出历史的舞台，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善后补助措施，很多高龄的赤脚医生正面临着老无所依的清苦晚年。而新一代的“赤脚医生”又背负乡村医疗事业的重任艰难前行……

　　立冬这天，夜晚似乎来得更早一些。太阳落山还没多久，月亮便爬出了东山。月光如水，洒在了河滩田野，洒进了寂静的山村院落。村头的小卖部前原本聚集着的聊天的人群渐渐散去，最后只剩下一位老人孑然孤立于月光中，像塑像一样凝重。当村里最后一盏电灯熄灭的时候，老人才踩着一路月光蹒跚而归。小卖部不远处便是老人的家，到家门口后，他没有进院子，而是掏出钥匙，打开了院门口的一间小房子。房子里的电灯亮了，草药柜、西药架以及挂在那里的听诊器、血压计、药戥子……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而亲切。

　　这是古浪县东南部山区一个名叫磨石沟的小村庄，老人名叫刘三学，今年66岁，是上世纪60年代后期应运而生的新中国第一代赤脚医生。30多年来，无论是集体经济时靠看病挣工分，还是家庭联产承包制后以集体名义搞个体经营，他都和中国数以万计的赤脚医生一样，无偿地承载着基层农村最基础的防疫保健工作。

　　当夜，记者找到他的时候，他一个人已在没有生火的卫生所里坐了好长时间。老人告诉记者，因年事已高，今年6月，在当地卫生部门的协调下，他把自己干了30多年的村民防疫保健工作移交给了同村一位年轻的乡村医生。“看了一辈子病，抓了一辈子药，现在突然停下来，心里总觉得空荡荡的……”伴随着老人深沉的讲述，他的思绪又回到了30多年前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磨石沟村至今都没有一条像样的路，30多年前的交通条件可想而知。“村上没有路，也没有医生，有个头疼感冒的小病都要跑到十几里远的乡卫生院，遇上发洪水，即使再紧急的病也只能等洪水退去后再上医院，很多人因此救治不及时，小病拖成了大病，甚至丢掉了命……”刘三学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磨石沟村连最基本的防疫工作都没有进行，小儿麻痹症、肺炎、麻疹等疾病多发，村上每年都有三至四名孩子因一些常见病夭折。这一切深深地震撼着刘三学的心灵，中学毕业后，他就开始自学中医，并尝试着用学来的土方子给乡亲们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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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6月26日，毛 主席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随后，全国各地农村涌出了大批的赤脚医生，并普遍建立了农村医疗卫生防治网。1967年，稍有药理药性常识的刘三学被选送到县上参加了赤脚医生的培训。1968年夏天，刘三学与同村的另一位赤脚医生成立了磨石沟村保健站。

　　“当时的条件很艰苦，办保健站的100多块钱是乡亲们几分几毛筹集的，我们借用了生产队的一间旧库房，在地上砌了两个土墩，上面放了一张门板，算是保健站的铺柜，门板上面摆的是药品……条件虽然简陋些，但乡亲们总算有了看病治病的地方……”提及当年保健站的开张，老人至今都有些激动。

　　有了自己的保健站，磨石沟的村民再也不会因一些小病而跑十几里的山路。生病的时候，村民们只拿1毛钱或两个鸡蛋（同价，当时1个鸡蛋5分钱）就可以上保健站看病。接诊、开处方、拿药，这些简单的就诊过程只需1毛钱，若须打针，则要加上5分钱的注射费。在当时的集体经济时代，保健站属于集体财产，其所有的收入均用于保健站的规模发展上，而赤脚医生的报酬则以记“工分”的形式体现。赤脚医生在当时是无限高尚的工作，每年生产队在记“工分”的时候，给赤脚医生都是“中上工”的待遇。那些年，刘三学每年都能得到400多个“工分”。面对如今昂贵的药价和世风日下的医风医德，曾经从那个时代走过的人们，至今都对当年那种“1毛钱治百病”的初级合作医疗方式以及无偿为人民服务的赤脚医生们常怀感念。

　　除了日常小病的治疗外，保健站还肩负着当地农民的卫生防疫保健工作。在当时传染病肆虐的情况下，为村民免费注射麻疹疫苗、小儿麻痹疫苗、卡介疫苗等工作，成为赤脚医生最主要的工作。但由于当时的宣传不到位，很多村民对注射疫苗的认识程度不够，这给传染病的预防带来了很多障碍。为此，刘三学等人利用生产间隙，走上地头向大家宣传。为能让适龄儿童及时注射上预防疫苗，很多时候，刘三学要么到学校去找老师配合，要么就买上一把花糖诱惑。在磨石沟村，如今30多岁的青年人，仍有不少人清楚地记得儿时“三学爷”“打一针给一个糖”的诱惑，以及他背着的那个既有糖果，又有针管的药箱。

　　

　　“千家万户留脚印，药箱伴着泥土香。”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以及由其具体实践的农村合作医疗曾经给中国农民带来了最基础的医疗救助，在世界医疗卫生服务历史上曾一度辉煌，以低投入、广覆盖而广受关注。“赤脚医生”在中国存在了将近20年的时光，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医术并不精湛，但他们的心却赤诚一片，他们对改变当时中国农村落后的卫生面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到来，以赤脚医生为主体的农村集体合作医疗逐渐解体，乡村卫生所取代了原来的保健站。卫生所名义上是村级集体卫生服务单位，但实际上大多交给了原来的赤脚医生个体经营。从保健站到卫生所，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从集体经营到个体经营，但无论形式如何变迁，称谓如何变换，赤脚医生所承担的大量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的工作却没有变。集体经济时期，赤脚医生还能得到“工分”或定额补贴，虽然微少，但也是一种精神上的鼓舞和物质上的支援。农村集体经济方式改变后，乡村医生再也得不到一分钱“工资”，但地方病普查、疫苗注射、妇幼保健以及计划生育宣传等所有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却必须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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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磨石沟村几十里之外，有一个名叫横路滩的小村庄，这个村的大夫夔永川也是赤脚医生转变的乡村医生，并一直在村上为村民进行医疗服务。和刘三学一样，今年6月，在当地卫生部门的协调下，夔永川也把自己无偿进行多年的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移交给了年轻的乡村医生。如今，62岁的他似乎不甘心就这样放弃自己为之奋斗了一生的医学工作，每天都坚持到自己的卫生室“上班”。

　　11月8日上午，记者找到夔永川老人的时候，他正和许多老年人在卫生室的门前晒太阳。说起30多年的从医生涯，夔永川感慨万分。夔永川所在的横路滩是石城村的一个小组，联产承包制后，夔永川便在横路滩开办了卫生所，负责周围的红土湾、宽沟、石头沟等5个小组、1500多人的日常疾病的救治和公共卫生服务。几个小组中，最近的要3里多路，最远的近10里路，这些全是羊肠小道般的山路。除了正常的出诊救治外，夔永川每年至少要到每个村子10次以上，为那里的群众进行卫生常识的宣传，为那里的适龄儿童注射预防疫苗。蜿蜒的山路，见证了他黑发变白的每一个细节。

　　“虽然我们的称谓从赤脚医生变成了乡村医生，但工作的实质基本上没变，收费标准也没有多大的变化。”夔永川告诉记者，联产承包制后的20多年里，像他这样的赤脚医生虽然承担了很多公共卫生服务，但基本上都是无偿的。他说：“有几年，政府给我们每年发过几十块钱的补助，2005年发了100元，其间有近10年的时间，一分钱都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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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采访中发现，为了减轻乡亲们的负担，这些年来，夔永川在诊疗费的收取方面一直坚持着20年前的标准，远远低于现今物价部门规定的收费标准。在2005年6月省物价部门规定的农村卫生所收费标准中，乡村医生的平诊每人次收0．64元，急诊每人次1．2元，出诊每人次4元，而夔永川在接诊的过程中，无论是平诊还是急诊，甚至是受病人家属邀请走好几里的山路出诊，他都只收0．3元的费用。夔永川说：“医生挣钱要凭良心，乡亲们都很穷，不要看几毛钱，很多人都很在意！”横路滩的一位村民说，这些年来，啥都涨价，只有夔大夫的出诊费没有涨！3毛钱的诊费，这恐怕是中国现今最低的医疗收费吧？这何尝不是曾经的赤脚医生在现今社会中的另一种奉献？

　　在记者的采访中，刘三学、夔永川二人一致向记者推荐横梁村的老中医韩登榜，说老人不仅医术精湛，而且医风高尚。当日下午，记者见到韩登榜老人时，他正在村卫生所给一位老农看病。虽然已是75岁的高龄，但老人思维清晰，精神矍铄，飘逸的白须间流露着些许侠肝义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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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刘三学、夔永川二人相比，韩登榜是幸福的，基业有承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老有所用。如今，他每天都要到村卫生所里接诊慕名而来的患者，而刘三学却因身体健康等原因，面临着从医生涯的终结，夔永川的卫生所因受新办的西医私人诊所的冲击，生意惨淡，难以为继。这些曾经为中国农村卫生事业奉献了一生的赤脚医生，如今正面临着老无所依的共同难题。

　　“几十年了，这么多公共卫生服务，我们基本都是无偿进行的，随着年事渐高，我们中的很多人都面临着结束医生的生涯，但没有养老、医疗保险，我们的晚年生活该怎么过？”夔永川这么说。在记者采访他的半天多时间里，他只接待了一位病人，开了两服中药，毛收入5．6元，获利1．3元。“生意虽然很清淡，但必须要干下去，儿子在外打工，收入很低，不干家里就没有零花钱了……”说话的时候，夔永川有点伤感。

　　“与我们赤脚医生同时诞生的耕读教师（后来改称民办教师）和民办兽医先前和我们一样吃工分和补贴，现在大都已转正，退休后国家发退休工资，享受医疗保险，而我们赤脚医生却一直没人关注，其实，我们无偿进行了几十年的防疫保健工作可以说是中国迄今延续最长的真正意义上的为人民服务。”韩登榜老人说。

　　“年轻的时候，我们救死扶伤，治病救人，为人民服务，如今，我们的眼花了，耳朵也聋了，却没有人关心，想来真有点寒心。”刘三学告诉记者。

　　据统计，到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赤脚医生数量达到150多万，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数十年如一日，奋战在农村卫生战线。暮年落日，谁来关注赤脚医生的晚年生活？古浪县卫生局有关人士说，国家对曾经的赤脚医生没有善后的补助措施，但今年以后，从事农村防疫及公共保健事务的乡村医生，每人每年能得到1200元的补助。

　　采访结束的时候，三位老人告诉记者，他们还有一个心愿，就是能有机会再看一遍当年那部讴歌赤脚医生的电影《春苗》，再听一听那首《赤脚医生之歌》。采访车离开山村的时候，老人们站在山路边，一个劲地向记者挥手，他们如雪的须发在萧瑟的寒风里肆意张扬，像一面定格于历史长河里的旗帜。风中，突然有歌声传来：

　　赤脚医生向阳花，

　　贫下中农人人夸，

　　一袋银针治百病，

　　一颗红星暖天下……

　　文／图 本报记者齐兴福

　　《兰州晨报》供稿

老哥

      “赤脚医生向阳花，贫下中农人人夸，一袋银针治百病，　一颗红星暖天下”……我赶上了那个年代，我下乡到农村，在公社卫生院学习了5个月赤脚医生。学习结束后卫生院分别发给我们结业的学员每人两支注射器、两个针头、一瓶酒精棉和一箱大脑炎疫苗。回到生产队为全村大概三百多人注射了疫苗。针头用过后就用酒精棉球擦拭一下，给下个人扎针。现在想起多吗的可怕。还是那个时候好呀，没有任何传染病。至今我还是还念那个年代。贫下中农也说我们赤脚医生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