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寅之画是真是假？张伯驹：看看“杨”字就知道了

甲丁

唐寅之画是真是假？张伯驹：看看“杨”字就知道了

2019年07月22日 18:28:02
来源：文藏

唐李白上阳台帖卷

要成为书画鉴藏大家，一般来说，必须具备几个主客观因素：自身的兴趣和爱好、渊博的知识及辨伪识真的眼光、必要的经济基础、购藏的魄力等。如果有历史创造的机遇，那就更是鉴藏家之福了。

宋朱胜非杜门帖纸本纵二八·七厘米横二八·六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清代康熙、雍正直至乾隆时期，清王朝走向兴盛并发展到顶峰，乾隆皇帝对书画艺术十分重视，民间的书画精品持续向内府集中，使得内府收藏的书画达到了惊人的数量，可谓中国历史上书画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汇集。乾隆皇帝自乾隆八年（1743年）十二月起，开始了编纂著录内府书画的工作，陆续纂辑完成《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初编、续编和三编，著录书画一万余件。这对于古代书画的保护和传承具有重要的意义。

宋蔡襄自书诗卷纸本行书纵二八·二厘米横二二一·二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此后，随着清政府控制力的衰退，内府书画收藏遭到了劫掠：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将圆明园所藏书画洗劫一空；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皇家苑囿甚至紫禁城内的书画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外盗；清帝逊位后，溥仪又将一千两百余件书画精品盗运出宫，伪满覆灭后在东北散佚。这些都造成了中国古代书画精品的外流和损毁，令人痛心。但另一方面，长期贮藏宫廷内府的书画精品的外流，恰恰给民间收藏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接触古代书画的契机。这是张伯驹先生开始收藏生涯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张观《疏林茅屋图》

赵雍《松溪钓艇图》

张伯驹先生生于书香门第。其曾祖父张致远饱读诗书，藏书有万卷之多。祖父张瑞桢为光绪甲午科举人。生父张锦芳乃清末廪生，曾任度支部郎中，一九一三年任众议院议员、道尹等职，能诗善文，有诗集《修竹斋引玉咏》行世。张伯驹六岁时，因伯父张镇芳两子女早殇，故将其过继为子。张镇芳二十一岁中廪生，次年以乡试第一中举，二十九岁中进士，也是饱学之士。张伯驹在嗣父的安排下入塾读书。在名师的指导下，张伯驹受到了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1911年后，张伯驹离开项城私塾，到天津「新学书院」读书，负责他学业的，是有「南开校父」之称的严范孙。这些都对他成年之后的兴趣和志向有着深刻的影响。

方从义《山水图》

朱德润《松溪钓艇图》

成年后，张伯驹先生虽在父亲的安排下进入军界，但他目睹内战频仍，政坛更换，官场腐败，非自己志向所在，便毅然从中脱身。一九二七年，三十岁的张伯驹先生偶然在琉璃厂购得康熙御笔「丛碧山房」匾额一块，「为予收蓄书画之第一件，而予所居好植蕉竹花木，因自以为号」，并且把自己的宅院命名为「丛碧山房」，可见对这块匾和书画文物的喜爱。从此，儿时埋在心底的种子生根发芽，一发而不可收，书画鉴藏成为他一辈子的心之所属。他曾自云：「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多年所聚，蔚然可观。」当他终将《张好好诗》卷收藏后，「为之狂喜，每夜眠置枕旁，如此数日，始藏贮箧中」，并改字号为「好好先生」。而此时，他已经五十三岁，仍保持着对书画鉴藏的初心和热爱。

唐杜牧张好好诗卷纸本草书纵二八·二厘米横一六二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张伯驹先生在收藏过程中，鉴、藏相长，收藏促进了眼力的提高，而眼力的提高又使他明辨更多珍品，藏以促鉴，鉴以明藏，形成了良性循环。张伯驹先生青年时期累积的传统文化知识和素养，为他在辨别古书画方面的快速成长提供了基础。他曾见过唐寅《行书诗》卷，说此卷至精，但有人以其中「扬州」写为「杨州」而断为伪作。张伯驹认为：「扬者为杨，抑者为柳，扬杨本系一字」，所以并非唐伯虎误写。他进而评论道：「未学小学而论字，误以断名迹真伪，岂不甚谬。」由此可见其训诂造诣之一斑。

明唐寅王蜀宫妓图轴绢本设色纵一二四七厘米横六三·六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我们还可以从对《游春图》的考证一窥他对古书画的鉴定方法：「是卷自宣和以迄南宋元明清，流传有绪。证以敦煌石室、六朝壁画山水，与是卷画法相同，只以卷绢与墙壁用笔傅色有粗细之分。《墨缘汇观》亦谓山峦树石空勾无皴始开唐法。今以卷内人物画法皆如六朝之俑，更可断为隋画无疑。按中国山水画，自东晋过江中原，士夫见江山之美，抒写其情绪而作。又见佛像画背景自以青绿为始，一为梁张僧繇没骨法传自印度。是卷则上承晋顾恺之，下启唐大李将军，为中国本来之青绿山水画法也。」（《丛碧书画录》）

隋展子虔游春图卷绢本设色纵四三厘米横八〇·五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隋展子虔游春图卷局部

可以看出，一方面，他对「流传有绪」非常看重，认为文字和文献的著录是前人眼光和经验的总结；另一方面，对于古书画的判定，他会从笔法、材质、皴法、内容等多方面考证，同时参以壁画、陶俑等其他艺术门类，而不是单单依靠一个具体的方面。实践证明，他的这套方法和眼力十分有效，也使他收藏了不少极其珍稀的法书名画。

明文徵明三友图卷绢本设色纵二六·一厘米横四七五·五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收藏书画，尤其是古代书画珍品，必须要有雄厚的资金。张伯驹先生自军界抽身后，子承父业，任盐业银行常务董事，加上父亲留的雄厚遗产，为其收藏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他的第一件藏品「丛碧山房」匾额花费一千块大洋，《平复帖》四万元（银元，下同），《游春图》二百二十两黄金，杜牧《张好好诗》以「五千数百金收之」，蔡襄《自书诗》四万五千元，李白《上阳台帖》、唐寅《孟蜀宫妓图》、王时敏山水、蒋廷锡《瑞蔬图》共六万元，米友仁《姚山秋霁图》一万元，《摹怀素书》五千元。而这些只是他平生所收藏书画的一部分而已。

宋赵构书、马和之绘诗经节南山之什图卷局部

明周之冕百花图卷局部

收藏书画花费巨大，当珍稀名品与现实困难同时摆在面前，就到了考验鉴藏家眼光和魄力的时候了。张伯驹先生虽然家境殷实，但后期仍不免捉襟见肘。他收藏《游春图》时，古董商要价黄金二百二十两，当时张伯驹「屡收宋元巨迹，手头拮据」，如无奈放弃，则会与此「存世最古之画迹」失之交臂，遗憾终生，甚至此画极有可能「流出国外」，这是张伯驹先生不能忍受的。「因售出所居房产付款，将卷收归」。所售出的房产位于弓弦胡同，是其长居之所，占地十五亩，原为李莲英的宅子。杨仁恺认为张伯驹「背水一战，将他在北平的房产变卖，以了结平生的心愿，此事非大智大勇者决不能下此决心」。

启功先生为《丛碧堂张氏鉴藏捐献法书名画册》所题诗

内容节选自《紫禁城》2018年3月刊《为文物永存吾土而收为保存中华文化而藏——张伯驹的大家之道》，作者郝炎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