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一次罕见的“走后门”：因何事找邓小平为儿子说情？

远山

王光美一次罕见的“走后门”：因何事找邓小平为儿子说情？                                                         2019-08-02 13:30                    

                          

刘少奇、王光美和孩子们的合影

一波三折的高考

1977年7月，邓小平正式复出，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他原来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党政军领导职务。之后，邓小平自告奋勇主抓科技和教育工作。

不久，高等学校招生会在北京召开。由于“左”的思想还束缚着许多人的头脑，因此会议争论十分激烈。争论的主要问题是：现在是否可以像“文革”前一样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是否可以恢复考试？政治审查中如何克服唯成分论的影响，贯彻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的政策？招生中贯彻阶级路线与择优录取的关系？

对于上述问题，主持会议的原教育部主要领导人总也不表态，致使会期一延再延。终于，邓小平发了脾气，警告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不要成为阻力”。对教育部送审稿上关于招收新生的政治审查条件，他认为“太繁琐”，这一段全部被他划掉，他又重新起草了一段。招生文件上关于政治思想品德考核的一段，基本上是邓小平写的。他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当年8月21日清晨，北京长安街沿途的高音喇叭里传出头条新闻：恢复高考。

很快，北京起重机厂召开正式会议传达相关文件，报考条件就张贴在车间的墙上。刘源经过仔细研读，发现报名的政审条件中不涉及出身，只说了本人不能有历史问题、政治问题。他决定报考，但内心深处对会不会被允许参加考试仍然非常怀疑。毕竟，他的父亲刘少奇头上，还压着“全国最大走资派”的帽子。

报名后，刘源开始认真准备高考，且苦苦等待准考证。可不久，他却得知自己的报名被厂组织部门退回，理由是“超龄”。那年，刘源26岁，而据非正式的传达里有“最好25岁以下”一说。刘源不服气，因为自己初二辍学，是“老三届”的初中生，而高考对“老三届”的高中生都是放开的，“他们的年龄肯定比我大”。

日后，刘源分析道：“当年高考报名，也不能说我本人有什么问题，就说我年龄不行。当时的环境中，不让我考，不会犯错误，让我考，就可能冒风险。”

于是，当时以刘源的年龄划线，厂子里9个年龄大过他的工友一律被卡下。一气之下，刘源给邓小平写了封信。今天，刘源仍然能很清晰地复述信的内容：“我管他叫小平叔叔，开头就自报家门，说我是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我这几年从农村又到工厂，听说您恢复工作抓高考，很高兴，大家都很振奋。我想考大学，现在厂子里不让考，如果因为我父母的原因、我的出身不让我考，我很不服气，何况你这个招生简章并没有这么讲。让我考我考不上，是我自己的事情，谁也不怨……”

刘源记得，信不长，就一页纸，用钢笔书写工整，在信封上写着“中共中央邓小平副主席”，然后贴了4分钱邮票，在自己的住处北京永安里附近随便找了一个邮筒投了进去。

信是寄走了，但到底有没有结果，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刘源心里没有底。10余天后，来了回音。刘源和9个情况相近的工友，全部被放行。

邓小平的批复，刘源至今没见过，“具体怎么批的不知道”，只知道邓小平批给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吴德转批给北京市负责高招的同志，最后由厂里教育处通知刘源，说是可以报考了。

报考的时候，刘源认真地填了政审表。父亲一栏填“刘少奇”，母亲一栏填“王光美”，本人成份一栏填“工人”，籍贯、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等一概填了一个“众所周知”。

刘源他们拿到的，是当年北京市高考考场里最后10个考号。当时，离高考举行，仅余一个星期。他记得，当年每个考场是40人，而自己所在的最后一个考场显得相当空荡，只坐了不到20个考生，其中10名来自北京起重机厂。刘源他们中的7位，后来成为幸运的七七级大学生。

高考过后是招生。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周兴旺当时在北京崇文门内旅馆招生。他住的房间里，床上摊满档案袋。他所能接触到的档案，都是经北京市高招办筛选过的。高招办当时掌握着一份20个典型“可教育好子女”的名单，都是被打倒的中央一级领导人的子女。

于是，周兴旺拿了刘源这一份。尽管档案就几页纸，但拿在手里觉得沉甸甸的。周兴旺清楚，自己不能做主，必须带回学校汇报。因为怕丢失，这份档案就在他家防震棚里架高的双人床上过了一夜。

录取还是不录取考生刘源的问题，一直报到当时师院的领导机构“北京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并为此专门开会研究。革委会副主任崔耀先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在讨论会上，他拿着刘源的档案，说，这个学生在农村插过队，是因为肝炎被退回北京养病的。这个身体呀，能过关吗？得让他去医院复查。身体行的话，没有理由不让他上吧？

为此，一个可能被上升到政治层面的、大是大非的问题，就此降到了一个很普通的、可度量也能执行的标准上，即政治问题变成了体质问题。不久，刘源去崇文门内旅馆，找周兴旺老师体检。

周兴旺带着刘源去了同仁医院。这是一场只有一个学生的特殊体检。直到此时，刘源开始相信，上大学真的“可能有戏”。

1978年初的一天，刘源终于收到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那一刻，他有些激动。此时，距离父亲刘少奇辞世已近10年，母亲王光美还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刘源清楚地记得，3月8日，自己正式入学。

怀着对失去青春岁月的强烈补偿心理，带着10年动乱中留下的对中国现实和未来的无数疑问，刘源在中外历史中忘情徜徉。同学们待他平等、友好，他的身心感受到了一种十几年来从未有过的平静。

1978年，对于中国而言，意味着一场彻底改变中国命运的变革的开始；而对于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后人们而言，则意味着一场持续10余年噩梦的终结。这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这年12月22日，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决定，王光美被释放出狱，随后彻底平反。

见到母亲王光美时，刘源的眼圈红了：母亲脸色苍白，眼角已经布上细细的皱纹，那曾经黑得像墨玉一样的头发已经失去光泽，几丝白发刺目地显露出来。

在和邓小平的一次会面中，王光美提及了儿子要求参加高考的信和邓的亲自批复。邓小平微微一笑，没有作答。

其实，当年刘源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北大哲学系，第二志愿才是北师院历史系。考试结果虽然超过了第一志愿的录取线，但北大当时不敢招收这个身份特殊的学生。刘少奇被平反后，北大曾经派一位老师专程找到刘源，问他：“你还想上北大吗？这是你原来报考的大学。”那位老师话说得很真诚：“当时没收，确实不对，现在也许可以补救一下吧。原来你报的哲学，现在上的历史，你愿意上哲学还是历史？”

刘源没有选择转校。对北京师范学院，他心怀感激。

母亲力促向“再生父母”报恩还情

2006年10月13日凌晨3时左右，作为20世纪中国最富传奇色彩的女性之一，王光美走完了地跌宕起伏、悲喜坎坷的一生。在北京革命烈士公墓纪念馆举行的王光美遗体告别仪式，最后几乎成了哭别仪式。当前来送别的人们看到他们爱戴敬仰的王光美老人安详如昔、安卧在鲜花丛中时，都忍不住流下了难过与不舍的泪水，亲朋好友们更是泣不成声。从小就坚强地面对大风大浪的刘源，此时此刻凝视着党旗披身的母亲，也忍不住泪流满面，迟迟不愿与母亲做最后诀别。

最后，刘源还是克制住自己的悲痛，向母亲深深敬了一个军礼后，缓缓捧起母亲遗像，走出告别厅。众儿女含泪目送载着母亲灵柩的灵车缓缓离去，心里默默喊道：“妈妈，您永远与我们在一起！”

刘源说，母亲身上几乎具备了东方女性所有的传统美德。不论以什么身份出现，她总是力求做到最好。在她为国家元首夫人时，她默默地尽心辅助和照顾父亲；在风暴袭来时，她勇敢地站在父亲前面，承受着狂涛般的侮辱诽谤，无怨无悔；在经历12年单人牢房囚禁、身心遭受极大摧残时，她从不动摇对父亲、对人民的信任；在晚年，在几乎已经不属于她的时代，她仍然以病弱之躯为中国贫困母亲们奔走呼吁……“作为母亲，她从不对孩子发脾气，但却很有原则，从不放松要求。在我年纪尚小还不能当兵的时候，每到假期里，母亲就会让父亲叫我去和哨兵一起站岗，学习解放军吃苦耐劳、严守纪律的作风。”

刘源记得，1982年自己大学毕业临近时，正值而立之年，在生命中有一半是在大起大落的境遇中度过的他，开始认真地思考毕业后去向，实际也是在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当时是母亲给予自己以极大的理解与支持。

学校表示可以照顾他留在北京，教授们也愿意收他为研究生继续深造，出国留学也不成问题，给领导同志当秘书也是触手可及的事。刘源却都婉言谢绝了，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干一番事业。他想得更多的，是黄土地上的人们，是仍然贫困的农民。

父亲的教导犹在耳畔，白坊村农民的贫困生活和动人心魄的送别情景历历在目。他下决心兑现诺言，重返农村，到中国的最基层去，向农民还情还愿，为老百姓实实在在做些事情。

最后，他主动要求到河南农村工作，他要到父亲曾经战斗、蒙难过的地方去，在父亲身边工作，他会更有力量。作为儿子，他也希望以此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刘源在后来给中学老师的一封信中，这样叙述着他当时的动机和想法：“在大学的4年里，我经历了所谓‘个人命运’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最黑的’变为‘中国头号高干子弟’（都是别人的话），而我的精神上也经历了一段极为剧烈的痛苦时期。我冲出逆境之时，才发现在我和周围人们之间隔了一道无形的墙，我曾努力去推倒这墙，可是自己的力量那么微小、单薄，过去许多事情上也失去了群众的同情、理解和支持。我曾努力去做，证明我同大家没什么两样，是个极普通的人，但枉然。……经过近1年的思索，我明白了，我不能强求任何人理解我，只能以自己的行动来赢得人民的信任，以几年、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来拆除那道墙。”

主意一定，刘源如释重负，可一看到正沉浸在天伦之乐和平反喜悦之中的母亲，心又猛地痛缩起来。母亲被关押在单人监狱之中苦度12个春秋，现在多么需要亲人的陪伴和安抚，再一次离她而去，未免太残酷了……

母亲感到了儿子的不安，在他终于道出全部原委之后，王光美表现出超人的理智和冷静，极力支持刘源实现志向，力促孩子向再生父母报恩还情，甚至找到了北京市领导，为他能出北京到农村而“说情”。王光美从不为自己和家人的利益讲什么话，而对走这一次罕见的“后门”是无悔的。

1982年，刘源只身一人来到了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那时，基层刚为许多老干部落实政策，许多同志才复职，刘源在公社党委、管委17个正副书记主任中，当了个“忝陪末座”的副主任，先是包一个大队分管一个区，后又分管社队企业。

刘源的从政经验在公社副主任这个位置上积累起来的。早年的插队生活培养了刘源跟基层群众打交道的习惯。

刚开始，人们不知道这个北京分来的大学生是什么人，公社领导又多，谁也没有注意到他这个“第17把手”。后来，当人们知道了新来的刘主任就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儿子后，眼光和表情立刻变得复杂起来，以各种不同的心理打量着他。不过，人们渐渐感觉到他的正直、务实，便一致竖起大拇指来。

1983年4月，经新乡县人大常委会讨论，全票选举刘源担任副县长，主抓全县的多种经营和工业。一年以后，正逢干部队伍“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由于成绩显著，他又被县人代会全票选举为县长。

1985年初，刘源调任郑州市副市长，分管城建、计划、工交。当时，市里正在争取天然气工程立项，工作难度很大。上任伊始，市长就把这块“硬骨头”交给了他。

回忆在北京跑项目的那些日子，用刘源自己的话来说，就像个“上访户”。凭着为人民造福的愿望，利用在北京人际关系熟的条件，他在国家计委和石油部之间穿梭似的来回跑。一年后，当地群众翘首以盼的天然气终于引到了郑州，市民结束了用煤火烧饭的年代。当诸事就绪后，刘源本来就十分单薄的身体又瘦了一圈。

在郑州，被人们传为美谈的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刘源让他们住上了新房。一个数字很能说明问题，郑州市人均住房面积由原来的3。3平方米提高到6。3平方米！这个数字对于当时市区拥有80多万居民的郑州来说，的确不是个小事情。在旧城改造期间拆旧民房时，群众一时不理解，曾纷纷围住刘源评理。一人难辩众口，他开车就跑，大家都在背后取笑他。然而1年后，当这些评理者搬进新居时，便不再笑他，而是炫耀地对别人说：“我还跟刘市长说过话呢！”

从副省长到解放军上将

有人说他是“坐飞机”上来的，但是新乡县、郑州市，从领导到炊事员都说他是“扛大个、卖苦力”上来的。在郑州市副市长任上，青工楼、火车站广场、旧城改造……刘源干了一件又一件实事。有目共睹的实绩，使刘源在老百姓中获得了众口一词的赞誉。1988年1月，河南省七届人代会爆出一条轰动全国的大新闻：36岁的刘源经人民代表直接提名为候选人，并当选为副省长。100多名代表在推荐理由中说：“我们推荐刘源为候选人，并不是因为他是刘少奇同志的儿子，而是因为他谦虚谨慎，工作敢想敢干而又任劳任怨，有突出的政绩。”

刘源不会忘记那一天，河南人民大会堂里掌声四起，从代表席到主席台的6级台阶，他两步跳了上去，向台下800多名代表，也向全省人民表示感谢。此时，台下再次爆发雷鸣般的掌声。

此时的刘源百感交集，泪眼模糊，耳边又响起父亲语重心长的话语：“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取得人民的信任是不容易的。”

当时，他分管的是工业、交通和安全工作。上任后的第一项差事，就是星夜赴三门峡，处理死亡40多人的特大翻车事故。几年里，哪里遭了灾，他就马不停蹄地赶到哪里；哪里出了事故，他很快就出现在现场。灾民的窝棚里，总有他忙碌的身影；医院伤病员眼前，总有他充满同情的面容。

河南是个农业大省，工业基础比较薄弱，为了让河南的工业交通有个较快的发展，他简直是玩命地工作，就连他年轻的秘书和司机都常常感到招架不住。人们都说老百姓办事难，其实省长们办事也并非都那么容易。就说这跑项目跑资金的事，几乎件件都是跑断了腿，磨破了嘴。刘源后来自己也调侃说：“有时碰到那些关键人物，我这个省长也像个孙子似的，不过好在咱们一来年轻，二来又不是给自己办事，当当孙子也不觉得丢人！”

在担任副省长的4年半中，刘源领导建设了多座大型电厂和全国最大的50万伏直流超高压变电站，使全省电力装机容量翻了近一番；全国投资最大的制药厂中原药厂等几家药企的兴建，使全省医药产值跃居全国先进行列；利用外资引进电话设备，使全省程控电话增加了五六倍；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三套设备之一的中原化肥厂的投产，为农民解决了急需的尿素供应问题；还有全国最大的周口味精厂、安阳玻壳厂以及黄河上的5座公路桥等等。每一项工程中，都倾注了他的心血和汗水。

在一个拥有8800万人口的大省担任副省长，他十分清楚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4年半的时间里，他丝毫也不敢懈怠。不论环境如何，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总是全力推进各项改革。企业股份制改革试点，党政领导“一肩挑”等重大问题上的举措，河南在全国都是搞得较早较好的，多次受到国家体改委的肯定。

有人说，刘源是借着父亲的名气才得到重用和提升的，好像他是个离了父亲就干不了事的人。的确，刘源的身份是特殊一些，对此，他说过：“我们这种出身的人，干好事干坏事都有条件，并且特别引人注目。人们在想像中和传说中，又给我们涂油抹彩，附加了很多的东西。做一点好事，要夸大一些，做了什么坏事，都会立刻满城风雨，传来传去，就变了样子。现在大家都反对特权，我也反对。如果说我是在利用特权，我只能保证：我只用它为人民做好事，决不用它做坏事，不用它谋私利！”

1992年，刘源调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水电指挥部第二政委兼副主任，后任政委，由此进入军界。同年晋升武警少将警衔。1998年，刘源任武警总部副政委。2000年晋升武警中将警衔。2002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

刘源出任总后勤部副政委期间，适逢中国军队第十次大裁军：在“九五”期间裁减军队员额50万的基础上，2005年前我军再裁减员额20万，主要目的是适应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趋势，推进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

刘源亲历了此次裁军，并参与了裁减人数最为集中的总后系统4所院校向地方整体移交的工作。关于这次移交对于军队的意义，刘源形容为“剪掉尾巴，轻装上阵”。刘源说，院校移交以后，军费的使用将更有效率，“原来买CT机的钱，现在可以用来买飞机了”。而人员的转移，又达到了精兵简政的目的。与此同时，对于院校来说，也可以实现从军到民、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这项移交工作顺利完成，受到了中央军委的充分肯定。

2005年12月，刘源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委。2009年晋升为上将军衔。

军事科学院作为中国重要的军事思想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创新军事理论、发展军事科学、服务军事实践为使命，推出了大批高质量的军事科研成果，培养造就了大批高素质的军事科研人才，形成了特色鲜明、门类齐全、内容完整的军事学科体系，成绩斐然。身为军科政治委员，刘源感到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他曾带领军事科学院课题组，赴西北战区进行调研，组织上马一批重大研究课题，在战略理论、作战理论、国防和军队建设理论等研究领域实施原创性突破，为推动军队的改革和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决策咨询。

刘源十分重视军事科研人才队伍建设，表示要培养造就一批理想信念坚定、理论功底扎实、综合素质过硬、治学作风严谨的高素质军事科研人才，为繁荣和发展军事科学提供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努力推动军事科研工作又好又快发展。“要探索遵循军事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按照创新学科框架体系和基础理论，巩固传统学科、发展新兴学科、扶植交叉学科、拓展军事理论研究的路子，从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国家安全和军事战略理论、信息化作战理论、国防和军队建设理论、外国军事理论、军事历史理论、军事运筹与作战实验理论等方面推进军事科学体系建设。”

有人说，作为一名军人，刘源似乎缺少一点威严。的确，那身缀着上将军衔的制服，依然掩不住他的谦和本色。他总是说，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也是普通一兵，不论在哪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为中国老百姓多做点事情——父亲具有崇高的政治品质和高尚的人格魅力，是我学习和继承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