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农安排“秘密通道”让斯诺进出延安

清梦

   李克农安排“秘密通道”让斯诺进出延安                                                         

2020-02-23 16:40                    

                          

▲《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开诚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李克农是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者和组织者。他参加了长征，到达陕北后，担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等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中共中央情报部部长等职。全国解放后，任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在抗美援朝前线的谈判桌上，主持与敌人的周旋谈判。《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李克农》记述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勾画出我党情报工作的一个历史缩影。

1936年，结束万里长征的红军到达陕北后，刚刚站稳脚跟。新建立的中共中央联络局，对外称外交部，除进行国民党军队的统一战线工作外，还组织了白区的秘密交通，接待进出陕北根据地的重要人物。

斯诺想到红区采访，因为“这是中国唯一值得采访的消息”

斯诺是美国报纸驻中国的记者。1933年到1935年，他在担任报纸记者的同时，还在北平的燕京大学新闻系任讲师。在这一时期，他极力想了解中国这个“神秘”国度的政治情况。

他想：国民党否认红军的存在，甚至否认苏维埃的存在，说只不过有几千名饥饿的“土匪”罢了；而亲共的人却称颂红军和苏维埃是中国要摆脱弊害祸患的唯一救星。究竟谁是谁非？

他想到红区去采访，以便用亲身调查过的事实来解答一系列有关问题，因为“这是中国唯一值得采访的消息”。

1935年，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坚持斗争，并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这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注意，它们也想了解中共的情况究竟怎样。伦敦的《每日先驱报》向斯诺表示，报社很乐于资助他到“共区”作一次旅行，进行实地采访和调査。

但是，斯诺感到为难的是“无法进入红区”。

1936年6月初，他的一位中国“好友”带给他中国西北出现了使人惊讶的政治局面的消息，说共产党和张学良的东北军之间秘密达成了停战协议。

这位“好友”是谁？斯诺不便公开指名道姓。斯诺抓住西北政局缓和的大好机会，与宋庆龄、北平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徐冰进行联系，表示他急于想进入红区采访，请予帮忙。

他们积极帮忙了。

一封用隐色墨水写的给毛泽东的介绍信

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收到这些报告后颇为高兴，立即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

李克农对斯诺的经历和思想状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认为斯诺虽然不是一个左派，却是一位尊重事实的外国记者，如他能到陕北革命根据地采访，客观报道中共的真实情况和正确主张，就有利于粉碎国民党对中共的造谣污蔑和歪曲宣传。

毛泽东、周恩来对斯诺的要求甚为重视，认为可借此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让外部世界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张。他们同意李克农的建议，批准邀请斯诺来根据地采访。

接着，宋庆龄和徐冰等人为斯诺前往根据地作了必要的安排。徐冰作为斯诺的“一个老朋友”，把一封给毛泽东的介绍信转交给他。这封信是用隐色墨水写的。据说，这封介绍信是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委托柯庆施写的。

燕京大学的学生黄华愿意作为翻译随斯诺到陕北，并借此留在根据地工作。斯诺很高兴。

宋庆龄又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派在上海的中共秘密党员董健吾牧师先到西安，为斯诺进入陕北根据地进行联系、安排。他们原先计划董健吾以“王牧师”的身份到西安某家旅馆去找斯诺，并准备安排他搭乘张学良的私人座机去肤施，然后转往陕北根据地。

这些安排计划李克农大体上是知道的，认为总的方面是可行的，只是乘坐张学良私人座机的计划不妥。因为此座机的驾驶员是美国人，不能保密。李克农认为，利用陆路秘密交通线，由西安乘汽车到根据地的办法比较妥当。这条秘密交通线，是李克农在数月前与东北军代表达成恢复红区与白区通商的协议后建立起来的。他自己还来回走过几次，所以很熟悉。数月来，已有几起中共干部出入陕北根据地，经过国民党统治区时，常由东北军护送一段路，基本上是安全的。

1936年7月间，斯诺从北平乘火车到了西安。董健吾以“王牧师”的身份，依照预定的暗号，与斯诺接上头。几天后，在一位年轻的东北军军官的陪同下，斯诺乘一辆东北军的卡车，经过洛川，到达延安。从延安，斯诺改骑毛驴，继续前进，通过东北军的“前线”后，岔入山道，进入苏区，先到了安塞县，后到了保安。

李克农陪同周恩来在安塞县的村庄白家坪，迎接刚到苏区的斯诺。周恩来明确表示：“任何一个新闻工作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周恩来还对斯诺说：“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接着，周为他安排了一个访问92天的日程。斯诺对允许他在苏区不受限制地自由活动非常意外，半信半疑。其实，这是毛泽东、周恩来确定的接待斯诺的指导方针，并由李克农切实地执行、安排，是真心诚意的。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令斯诺心悦诚服。

在保安，毛泽东尽管很忙，还是与斯诺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对话。毛泽东按着斯诺的要求和所提的问题，凭记忆侃侃而谈，由当时在苏区任中共中央局宣传部部长的吴黎平口译。

斯诺几乎走遍苏区，从后方到前线，进行了广泛的采访，从地里干活的农民到游击队办的小工厂工人，从前线的红军指挥员到人们亲切地称之为“小鬼”的司号兵和小勤务员，他逢人便提出问题，进行自由地交谈。

▲1936年8月，斯诺在延安采访。

李克农亲自过问，中联局尽力安排好斯诺的生活

陕北苏区本来就是经济落后的地区，这时受到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经济更加困难，人们的生活也很艰苦，接待外宾的生活条件很差。李克农领导的中联局就在现有的条件下，尽力安排好斯诺的生活。

斯诺对此是理解的，他特别感谢苏区的“慷慨而亲切的款待”。他在苏区同军民一样吃小米、睡土炕，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情况，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李克农对斯诺的生活接待，有时是亲自过问的。斯诺在后来的报道中，有几段生动的描述，今摘录如下：

我坐下来和驻扎在这里的交通处的一部分人员一起吃饭……我们吃的有炖鸡、不发酵的保麸馒头、白菜、小米和我放量大吃的马铃薯。可是像平常一样，除了热开水以外，没有别的喝的，而开水又烫得不能进口，因此，我口渴得要命。

饭是由两个态度冷淡的孩子侍候的，确切地说是由他们端来的，他们穿着大了好几号的制服，戴着红军八角帽，帽舌很长，不断掉下来遮住他们的眼睛。他们最初不高兴地看着我，可是在几分钟后，我就想法惹起了其中一个小孩子友善的微笑。这使我胆子大了一些，他从我身边走过时，我就招呼他：“喂，给我们拿点冷水来。”那个孩子压根儿不理我。几分钟后，我又招呼另外一个孩子，结果也是一样。

这时我发现戴着厚玻璃近视眼镜的交通处长李克农在笑我。他扯扯我的袖子，对我说：“你可以叫他‘小鬼’，或者可以叫他‘同志’，可是你不能叫他‘喂’。这里什么人都是同志。这些孩子是少年先锋队员，他们是革命者，所以自愿到这里来帮忙。他们不是佣仆，他们是未来的红军战士。”正好这个时候，冷水来了。

“谢谢你——同志！”我道歉说。那个少年先锋队员大胆地看着我。“不要紧，”他说：“你不用为了这样一件事感谢一个同志。”

这些“小鬼”们，是李克农临时抽调来联络局招待所工作的，李克农亲自教他们如何做外宾的生活招待工作，平时还让他们参加群众教育运动、上文化课和政治课等。他们尽力招待好斯诺等外宾，同时保持着自己的自尊心。

斯诺在苏区和李克农接触多了，关系比较密切。一天，在保安的“外交部”里，斯诺想自制巧克力蛋糕来解解馋，就请李克农为他写了一份正式的申请书，要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区政府主席博古分给他家藏的二两可可。粮食合作社又为他提供了一些其它材料，如代替黄油的猪油、面粉、白糖和鸡蛋。

可惜蛋糕没有发起来，底层又烤焦，上层仍黏糊。但斯诺对李克农等人的帮助还是很感激的。

斯诺在保安的时间比较长，采访之余，还参加一些文娱体育活动。他白天有空时就骑马、游泳或打网球，晚上常在“外交部”的俱乐部里打扑克。这副扑克牌是斯诺自己带来的。斯诺在报道中回忆这个情况时说：“我的土炕成了保安上层人物的聚会场所”，“博古、李克农、凯丰、洛甫那样的体面人物”也常来打扑克。

安排斯诺走唯一的秘密“出口”，顺利离开延安

到10月上旬，斯诺采访收集的材料已差不多了，但他担心走不了。因为这时蒋介石准备从南面和西面对苏区发动一次新的“围剿”，已命令南京军队大批开入甘肃和陕西，凡是在东北军与红军对垒的地方都逐步代替了东北军。

李克农立即给斯诺做好动身回白区的安排——通过东北军在洛川附近与红军毗邻的一条战线出去，这是当时唯一的“出口”了。

10月中旬，斯诺离开保安，李克农以及博古、陆定一、杨尚昆等人都来送行，联络局的一些“小鬼”还陪他走到保安城墙根。

10月20日，斯诺安全地经过了无人地带，到了东北军防线的后面。第二天，斯诺骑马进了洛川。第三天，从洛川乘卡车到了西安。10月底，他带着在苏区采访时记录的许多笔记本和拍摄的大量胶卷回到了北平。后来，《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轰动了西方世界。

苏区对斯诺的接待工作是成功的。妥善的安排，使得他能够了解苏区人民和红军艰苦卓绝的斗争，成了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作者：开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