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人：先刻好印，再诗书画

凌云

   印人：先刻好印，再诗书画                                                         2020-10-26 21:09                    

  如今针对印人和书画家有“诗书画印”的提倡。这可以作为一种目标、一种志向，而不能成为一种标准、一种口号。因为全才毕竟是少数，诗书画印都精通的极为少见。
这些通才就篆刻史而言，一只手计数就够了，更多的人只是聊备一格。印人切忌为了全而全，浪费精力，或者将自己的短处曝光，适得其反，还不如集中自己的精力，把擅长的某一方面做大做强，“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绝”。
贪多求全现象在印人中间普遍存在，以至于生吞活剥、贻笑大方。尤其是写诗这一方而，基本上达不到这个标准。
相比之下，书印的关系更加密切，从“七分篆、三分刻”这一提法就能看出来彼此之间的血肉联系。
现在很多印人思维很活络，靠设计也能达到一定的水平。但如果想要确立个人风格，做到书印统一，必须精通篆书。
因为篆刻的经营不仅仅在印面。那些篆刻史中的原创性大师无一不是篆书大家乃至书法大家，兼擅多体，尤其是篆隶相通，左右逢源。今日的印人难以与之相颉颃，原因即在于此，只能做一枝独秀的“跛脚印人”。
书家和印人的关系已经无需多言，诗书画印息息相关，相互启发。绘画和书法的关系非常密切，绘画通常谓之“写意”，由此即可看出来。
在这里主要谈画家刻印。
当然，刚才已经说过，书家未必是印人，画家更是如此。现实中可能有一些书画家对印章可以看出好坏，品头论足，不过很多时候只是大略，在艺术方面的通感，尤其最接近的是章法布局。
如果真正要做出判断，必须从篆刻本体出发。诗文书画存在相关性，但毕竟属于不同领域。从中国最早的文字起源来看，书、刻、图集于一体，比如现今所能看到的岩画，含有多种综合因素。
但是任何一种文化或者艺术会随着社会分工的复杂化、社会人角色的多样化而不断地细化，同源却相异。既要关注“源”，也要关注“异”。

此处所罗列的书画家综合素质皆非常高，在诗书画印中的某几方而都很出类拔萃，主要是绘画成就突出，影响最大，风格独特，有极个别人的书法风格也很突出，但不包括像赵之谦、昊昌硕、齐白石、来楚生这样的人物在内，因为他们的篆刻对篆刻史直接产生了巨大影响。
生活当中存在干一行厌一行的“职业病”，印人虽不会出现厌倦心理，但职业习惯会导致惯性思维，形成思维定式，进而导致习气出现，使印章出现程式化的一面。尤其是一些专职印人和职业印人，极容易固化。
才情是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是积累不足。有鉴于此，偶尔品读画家所刻印章，可以打破常规思维，不拘常规，令人耳目一新，获取一定的启示。

如戴本孝所刻“凤栖”，几乎就是一幅抽象画，已经不是纯粹的文字，如果在职业印人手中只会处理成两个非常熟悉的篆字。目前这种布局几乎无法想象出来，呈现出特殊的趣味。

在画家刻印者当中，八大山人和高凤翰的印章多半是自刻自用，钤盖在自己的作品上，分外协调，气息高度和谐，意境凸显。
八大山人所刻“黄竹园”竖条形印章.不但将三字的笔画有意连接起来，并且将“园”字外框变成了印章的边栏，字形和笔画全部包括在其中，将右下角残破，使整个印面气息充盈，仅此手法而言，堪称大手笔。
另外，八大山人的“个山”和“八大”签名印章设计奇特，别出心裁。

高凤翰无疑受到八大山人的影响，加上后来用左手刻印，又多了一层拙感，“自我作古空群雄”。“
丁乙残人”笔画厚重古朴，超出想象，视觉冲击力强大；“左臂”中的“臂”字篆法打破常规，处理自由，原因在于不受任何拘束，蔑视任何陈规。

当然，像八大和高凤翰这样的人物，所刻印章风格奇特，可遇而不可求，可读而不可学。
因为任何印人的成功都不可以复制，两人的经历独一无二。八大作为帝胄，遭遇国破家亡的境地，高凤翰生活窘迫，又添病臂之忧，二人胸中皆有郁勃不平之气，故而出之自然，风格奇特。
刻意效仿，势必忸怩，无异于东施效颦。没有这种经历、没有这种积淀，就没有这种情愫、没有这种巧思。常常品读，可以开拓思维。
无论书家还是印人，在个性风格塑造上通常会面对两种情况，一种是自愿的，一种是非自愿的。自愿的很好理解，选择某种碑帖，找个朋友交流，拜某个老师。
在过去，这类情况都具有很强的偶然性，有时很难遂愿。当代的信息技术条件基本上没有障碍和困难。但不要忽视了，非自愿的情况往往对于人的影响更大，身不由己的事太多。
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无法脱离具体的时空，也无法预估自己的印风到底会是什么样子。只能有一个大致的规划和预想——除非是死心塌地地着意模仿某个人的印风或书风，才会是预定的结果。不过，一般也都只是皮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