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国周赟与“六声韵学”

兰天

            宁国周赟与“六声韵学”                                    2021-01-01 09:03                    
                          

郑树森

《宣城历史文化研究》第169期

周赟生于晚清宁国县一个书香门第。其祖父启楹（字殖庭，号爱日、凤冈居士）学识宽博，曾任教谕，后弃官归隐于泉石幽胜的凤冈，边事私塾，往来黄山、九华山30年，曾在九华五老峰下设帐讲学易经。道光十五年（1835），他梦见不食烟火的道人自山门（位于宁国县文脊山麓）前来造访，次日孙儿出世，取名为“赟”。周赟6岁时，其父垂珩（庠生）早逝，家境渐颓。

虽然如此，周赟仍受到较深厚的家学。三四岁时，爷爷常把他抱于膝上，教之以《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幼学琼林》、唐诗之类的启蒙书目。其母胡氏“能诗、精音律”。赟天资聪颖，幼年即能分辨语音中去声有阴阳两调，7岁能诗（作有《中秋望月》），9岁作“六声图”。祖父见其有夙慧，便教以易理、琴律。举凡天文、地理、人文之类，周赟都有浓厚的兴致，手不释卷，常与爷爷讨论读书心得。他跟随祖父学琴10年，始悟四声即五弦之散音，六声即六律之按泛音。年青时已深谙乐理、音韵，能按声应气求之理、以琴律切音。精通七弦琴，也尝自诩“曲有误，周郎顾”。周赟“自弱冠即游姑苏、武林，既而烽火离流，侨新安、客豫章，避地皖垣”，阅历扩充了其见识，博学让他才华横溢。作诗、书法、绘画、演奏古琴、收藏字画成为他终生的爱好，于中医也有所涉足。

宁国中川周氏宗祠

中国古体诗一大特征是讲究节奏、押韵，追求音韵之美。精通音韵、国画，让周赟擅长赋诗，即便难度较大的回文诗他也挥洒自如；而嗜好作诗，使音韵之学成为周赟终生挥之不去的爱好，无论日后政暇、赋闲皆能潜心钻研，《广韵》《尔雅》《方言疏证》《说文解字》及段注、琴律是他案头常备的书籍。

音韵学，亦称“声韵学”和“韵学”，是研究汉语语音系统的沿革，注重辨析汉字声、韵、调的发音、类别，研究语音系统古今分合异同的学科。汉代即有“文字学”（时称“小学”），后析为文字、训古、音韵三门。音韵学又分为今韵、古韵、等韵三科，互相关联。如切韵、广韵、集韵等书，依声调分列韵部，分韵收列单字，以反切注音，是为今韵之学。唐代守溫参照梵藏文创制字母三十，后有人增为三十六，宋时有韵镜、七音略、四声等子、切韵指掌图等书，纵横列表，分别声母、声调以确定字音，后更臻细密，又分别等、呼，是为等韵之学。又韵补、毛诗古音考、古韵标准等书，由古代文献的韵读以推知古音，是为古韵之学。

周赟对音韵有深厚的基础，于宁国县尤其胡乐司（今宁国市胡乐镇）的方言颇感兴趣并终身玩味。宁国县地处宁国府（有学者认为该区域方言系江淮官话）与徽州府之间，又毗邻浙江吴语区。咸同兵难（1856—1864年太平军与清军在宁国县的拉锯战）之前，宁国县主流方言是土著人所操用的吴语，弱势方言则是胡乐司（与绩溪县接壤）所通用的徽语。同治元年（1862）五月爆发瘟疫，灾荒又接踵而至，以致土著式微、十室九空、土地荒芜。同治五年至宣统年间清政府组织移民及民间自发移迁，使迁居宁国的湖北人、河南人、安庆人、浙江人、徽州人、巢湖人远多于土著人。起初方言纷杂，经过百余年的交融，至今宁国市境内形成三大方言区：中、北部的湖北方言区（构成宁国市的强势方言），东南部的安庆方言区（也夹杂小片吴语区），西南部的徽语区（绩溪话）。周赟亲历兵难前后的变化，对宁国方言的流变比较熟悉，研究音韵重点利用的方言材料是绩溪话。

周赟28岁即在同治二年（1863），写成《山门新语》。内容有经学（《有极图经解》一卷）、史学（《史学骊珠》四卷）、天学（《观象祛疑》一卷）、字学（《说文说》一卷），皆为天文、地理、人文等相关理论，并附以“六声图”，由黄山人容保作序。同治四年，周赟乘船北上至京邸，“所遇各省士大夫”，向业内人士征询对该书的修改意见，“与之接谈，未尝不采听，乃知字音相去之远，其故有二：一在乡音而一在读法”。之后30年对音乐理论进行探究，以琴律切音，增写《周氏琴律切音》四卷，是为音学，与之前写成的四学合并一书，20余万言，于光绪二十三年（1907）再次刊刻，由其学生王恕（泾县人，浙江候补知府、衢州府同知）作序，年教弟汪宗沂为之作《山门图记》。

《周氏琴律切音》不仅陈述大量的音乐、语音理论，还将汉字通用的四声（阴、阳、上、去）增分学六声，（阴平、阳平、上阳、阳去、阴去、入阴），主要音韵资料保存在一个韵图（《琴律三十韵母分经纬生声按序切音图》）和一个同音字表（《琴律四声分部合韵同声谱》）中。该书将韵母分为14个“合韵”、30个音，每个“合韵”、“音”前都注明“开音”、“合音”；每韵都配有入声，入声兼配阴阳。横排声调、竖排声母，类似于《韵法直图》的方式。韵图以六声排列，同音字表仍按旧四声排列。图中删去全浊声母，仅用十九声母（呱枯乌、都菟驽、逋铺模、租粗苏、朱初疏、呼攎敷濡），转见为传统字母，分别是见溪疑、端透泥、帮滂明、精清心、照穿审、晓来非日。韵母系统有30个韵母（没有闭口韵），可合并成15个大韵部。韵图既标声母、韵母，又有反切。舒声字的反切上字一般用本韵入声字，入声字的反切上字一般用本韵阴平字；反切下字按声母而有不同，见组字用帮组作反切下字，以下端组用精组、帮组用照组、精组用见组、照组用端组，晓来非日四母分别用溪透帮穿四母字。切音以五正、三分、四变、两合，贯30韵之3120音。每音皆有读法，而后字音不至为乡音所歧。

作者在《琴律切音序》中说明揣摩语音出自个人的体验：“赟能言时，授经祖膝。初学韵语，教以四声，每举一平声，使自别之，辄读去声为二，而误以其次声为入声。及九岁，教以五声，因思平声既有阴阳，则去声亦有阴阳，乃悟向之所误以为入声者即去声之阴声耳”，并对“六声图”和琴律切音予以说明：“原图幼年所作，本不按韵序。兹改从琴律韵母之次，以归一例”；“按琴律切音，则所切之音不能毕肖字之本音；有切法而无读法，则人之口音又不能毕肖所切之音，此音学之所以难明也”。“读法”是教书识字时用的音，即用口音读出反切之音的手段。周赟对发现“六声”颇为得意，以为平生一大成就，因号书斋为“六声堂”，自刻书法印章为“六声堂主人”。

周赟自9岁作“六声图”至光绪二十三年（1907）《山门新语》成书，耗用其60年心血。该书阐述精微，旁征博引，成为音韵学史上一部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专著。衢州府同知王恕在序中称：“自刘宋周彦伦分四声、元周挺斋分五声、今先生分六声，音法始备切音，乃有定法且以琴律名音，但举其名，不待反切，即知为何音。为《周氏琴律》四卷，以音理贯通天文、地理、人道，凡十余万言，无一字剿袭旧说，竭六十年专用之精心，续五千载不传之绝学”。周赟所创“六声韵学”，受到曾国藩、李鸿章、两江总督鹿芝轩、礼部右侍郎邵汴生的赏识。曾国藩题“六声图”为“千载神悟”，奏请光绪帝授予周赟“二品教官”称号，还亲赠“六声堂”金字匾，撰联“二品教官天下有，六声韵学古来无”以示奖掖。邵汴生撰联“本四声五声以分六声，继往开来真学问；原无极太极而合有极，经天纬地大文章”。李鸿章“称其韵学高妙，通乎天文”（民国二十五年《宁国县志•艺文志》），但因东藩战事告警，未及进呈朝廷。

《山门新语》问世后即成为学人研究清代皖南方音的重要材料之一，北京大学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等均收藏该书。1998—2008年，台湾政治大学著名教授竺家宁发表研究音韵的论文5篇，均涉及《山门新语》。《山门新语》还受到日本、韩国音韵学者的关注。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编发的《语言学论丛》第29辑所录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永安的论文《<山门新语>与清末宁国徽语音系》，对《山门新语》作了系统的研究；高教授的音韵专著《明清皖南方音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12月出版）也将《山门新语》作为重要的材料。高教授从韵图入手，参照同音字表，将山门新语与绩溪话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山门新语》所反映的方言，在韵母方面，山咸摄一等、二等合并（只有干官坚涓四韵），跟吴语、江淮官话都不同，而与徽语及绩溪岭北、县城一带方言一致；声母方面，中古浊声母清化，塞音、塞擦音不分平仄一律送气，浊声母上声字清化后不归去声，而是变同清上音，这些特点与徽语一致；平声、去声都分阴阳。其方音基础是徽语。《山门新语》是反映清代后期宁国徽语的方音韵书，是一部具有浓重徽语色彩又受到官话影响的音韵学著作。

（作者系宁国市档案局工作人员）

制作：童达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