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丑牛年 |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甲丁

辛丑牛年 |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2021-02-12 01:01                    

                          
元日
王安石 〔宋代〕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译文
爆竹声中旧的一年已经过去，迎着和暖的春风开怀畅饮屠苏酒。
初升的太阳照耀着千家万户，都把旧的桃符取下换上新的桃符。

商“亚长”牛牺尊（公元前1300年—公元前1046年），2001年安阳市殷墟花园庄东地M54出土，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是殷墟发现的唯一一件牛形青铜尊。商代青铜器中的精品。
牛尊体态壮硕，通长40厘米，高22.5厘米，重量为7.1公斤，这也是殷墟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牛形青铜器。采用未被驯化的动物形象制作容器，在殷商时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整体呈体态健壮、形象非常逼真的水牛，牛头前伸，嘴微微张开，面额下凹，目字形眼，眼球上凸，两耳外展，头顶有一对向后弯曲扁的菱状大角。牛的背部微微下凹，牛背上有一长方形盖，盖中部有一半环形小钮，盖与器身有子母口相扣合，结合的非常巧妙，牛腹丰肥，腹下有四条壮实粗短的腿，组末端显蹄瓣，足后部有突起的小趾，牛臀部呈弧线状外鼓，臀后部有一下垂的短尾，整件器物的外表碧绿，栩栩如生。

注释
元日：农历正月初一，即春节。
爆竹：古人烧竹子时使竹子爆裂发出的响声。用来驱鬼避邪，后来演变成放鞭炮。一（yí）岁除：一年已尽，“一”字用在第四声（去声）字的前面时，“一”变调，读第二声（阳平）。除，逝去。
屠苏：指屠苏酒，饮屠苏酒也是古代过年时的一种习俗，大年初一全家合饮这种用屠苏草浸泡的酒，以驱邪避瘟疫，求得长寿。
千门万户：形容门户众多，人口稠密。
曈曈：日出时光亮而温暖的样子。
桃：桃符，古代一种风俗，农历正月初一时人们用桃木板写上神荼、郁垒两位神灵的名字，悬挂在门旁，用来压邪。也作春联。

错银饰青铜牛灯，于1980年在江苏邗江甘泉山出土，高46厘米，长36.4厘米，现存于南京博物院。珍藏在南博的"错银饰青铜牛灯"通高46.2厘米，牛身长36.4厘米。该灯不但设计精美，而且在制作时巧用铜银二种不同材质的色泽，形成颜色的完美搭配。铜牛灯通体光滑，工艺精湛，整体纹饰运用流云纹、三角纹、螺旋纹图案为地，饰以龙、凤、虎、鹿以及各种神禽异兽等图案，线条流畅，飘逸潇洒，是汉代众多青铜灯具中实用与艺术完美结合的上乘之作。下部为黄牛，背负筒状灯，穹隆状灯罩，上面焊接一圆管，直通牛首，烟灰由此通入牛腹，牛身、灯座、灯罩三部分可拆卸。整体构思巧妙，且体现了古人一定的"环保"意识。牛体遒劲威猛，尤其是牛尾旋曲而上，独具匠心!通体用银子对称错出各种图案，十分流畅华丽。

此诗作于王安石初拜相而始行己之新政时。为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辽、西夏不断侵扰的困境，1068年，宋神宗召王安石“越次入对”，王安石即上书主张变法。次年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同年新年，王安石联想到变法伊始的新气象，有感创作了此诗。
赏析
这首诗描写新年元日热闹、欢乐和万象更新的动人景象，抒发了作者革新政治的思想感情。
首句“爆竹声中一岁除”，在阵阵鞭炮声中送走旧岁，迎来新年。起句紧扣题目，渲染春节热闹欢乐的气氛。次句“春风送暖入屠苏”，描写人们迎着和煦的春风，开怀畅饮屠苏酒。
第三句“千门万户曈曈日”，写旭日的光辉普照千家万户。用“曈曈”表现日出时光辉灿烂的景象，象征无限光明美好的前景。结句“总把新桃换旧符”，既是写当时的民间习俗，又寓含除旧布新的意思。“桃符”是一种绘有神像、挂在门上避邪的桃木板。每年元旦取下旧桃符，换上新桃符。“新桃换旧符”与首句爆竹送旧岁紧密呼应，形象地表现了万象更新的景象。
王安石不仅是政治家，还是诗人。他的不少描景绘物诗都寓有强烈的政治内容。本诗就是通过新年元旦新气象的描写，抒写自己执政变法，除旧布新，强国富民的抱负和乐观自信的情绪。
这是一首写古代迎接新年的即景之作，取材于民间习俗，敏感地摄取了老百姓过春节时的典型素材，抓住有代表性的生活细节：点燃爆竹，饮屠苏酒，换新桃符，充分表现出过年的欢乐气氛，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抒发了作者革新政治的思想感情，充满欢快及积极向上的奋发精神。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逢年过节燃放爆竹，这种习俗古已有之，一直延续至今。古代风俗，每年正月初一，全家老小喝屠苏酒，然后用红布把渣滓包起来，挂在门框上，用来“驱邪”和躲避瘟疫。
“千门万户曈曈日”句承接前面诗意，是说家家户户都沐浴在初春朝阳的光照之中。结尾一句描述转发议论。挂桃符，这也是古代民间的一种习俗。“总把新桃换旧符”，是个压缩省略的句式，“新桃”省略了“符”字，“旧符”省略了“桃”字，交替运用，这是因为七绝每句字数限制的缘故。
诗是人们的心声。不少论诗者注意到，这首诗表现的意境和现实，还自有它的比喻象征意义，王安石这首诗充满欢快及积极向上的奋发精神，是因为他当时正担任宰相，推行新法。王安石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改革家，他在任期间，正如眼前人们把新的桃符替换成旧的一样，革除旧政，施行新政。王安石对新政充满信心，所以反映到诗中就分外开朗。
这首诗，正是赞美新事物的诞生如同“春风送暖”那样充满生机；“曈曈日”照着“千门万户”，这不是平常的太阳，而是新生活的开始，变法带给百姓的是一片光明。结尾一句“总把新桃换旧符”，表现了诗人对变法胜利和人民生活改善的欣慰喜悦之情。其中含有深刻哲理，指出新生事物总是要取代没落事物的这一规律。这首诗虽然用的是白描手法，极力渲染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同时又通过元日更新的习俗来寄托自己的思想，表现得含而不露。

战国·青铜牛虎铜案·李家山古墓群出土·现藏云南省博物馆牛虎铜案，高43厘米、长76厘米、宽36厘米。牛虎铜案实物现存于云南省博物馆，是云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牛虎铜案是战国时期铸造的青铜器，是古代祭祀时用于陈放牛羊等献牲物品的礼器。1972年春出土于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县李家山。牛虎铜案，是云南青铜文化艺术的杰作，也是云南第一国宝。它出土于江川李家山墓葬群中墓坑最大，随葬品最多的24号墓。器物主体为一头大牛，站立状，牛角飞翘，背部自然下落成案，尾部饰一只缩小了比例的猛虎，虎做攀爬状，张口咬住牛尾；大牛腹下中空，横向套饰一只站立状小牛。大牛与小虎用模铸造，一次成型，小牛则另铸再焊接于大牛腹下。作为滇国的一件祭器，牛虎铜案在力学和美学上都达到了极高水平，几近完美。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谥文，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汉族，北宋抚州临川人（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邓家巷人），中国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称赞王安石：“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传世文集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其诗文各体兼擅，词虽不多，但亦擅长，且有名作《桂枝香》等。而王荆公最得世人哄传之诗句莫过于《泊船瓜洲》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甲丁

牛年，看博物馆中的最“牛”文物！                                                         2021-02-12 15:50                    

    《山海经·海内经》曰：“后稷（后稷是古代周族始祖）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始作牛耕。”牛作为农业丰饶的象征，一直是古代农耕文明最大的财富，也享受着国宝级的待遇。
在中国人眼中，牛勤劳、善良、忠诚、健壮，它是生活的盼头，也是国泰民安的象征。尤其经历了庚子鼠年的多灾多难，对牛年的美好期盼更加强烈。
韩滉五牛图卷

《五牛图》卷，唐，韩滉作，纸本，设色，纵20.8厘米，横139.8厘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本图无作者款印，本幅及尾纸上有赵孟頫、孙弘、项元汴、弘历、金农等十四家题记。
《五牛图》是目前所见最早作于纸上的绘画，纸质为麻料，具有唐代纸张的特点。图画五牛，形象不一，姿态各异，或行或立，或俯首，或昂头，动态十足。其中一牛完全画成正面，视角独特，显示出作者高超的造型能力。作者以简洁的线条勾勒出牛的骨骼转折，筋肉缠裹，笔法老练流畅，线条富有力度和精确的艺术表现力。牛头部与口鼻处的根根细毛，更是笔笔入微。每头牛皆目光炯炯，作者通过对眼神的着力刻画，将牛既温顺又倔强的性格表现得极为传神。作品完全以牛为表现对象，无背景衬托，造型准确生动，设色清淡古朴，浓淡渲染有别，画面层次丰富，达到了形神兼备之境界。以牛入画是中国古代绘画的传统题材之一，体现了农业古国以农为本的主导思想。韩滉任职宰相期间，注重农业发展，此图可能含有鼓励农耕的意义。《五牛图》是其作品的传世孤本，也是为数寥寥的几件唐代纸绢绘画真迹之一，因此不论其艺术成就还是历史价值都备受世人关注。
陶牛

陶牛，元，高9.7厘米，长18厘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牛呈卧式，头右侧，眼凹，向上方斜视，鼻上翘，双唇紧闭，双角短小，身体肥壮。此作品刻画细腻，如眼睛周围的多层皱皮、颈下分布的条状毛均清晰可见。腹部浑圆，后臀部呈弧线形，整体形象生动。
陶黄釉牛

陶黄釉牛，隋，高9.5厘米，长22厘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此牛表面施黄釉，身体及五官的处理简洁明快，动物的卧姿和憨厚温顺的性格刻划得栩栩如生。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关注世界的目光不仅放在人类自身，还体现在动物身上。牛是中国农耕社会不可或缺的角色，也是古代牺牲中的主要祭品之一，无论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在社会生产、生活中均占有重要地位。随葬明器中牛的大量出现既体现了当时的葬俗，也表明人们对其关注程度的提高。
黄杨木雕卧牛

黄杨木雕卧牛，清，通高8厘米，长12.3厘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圆雕卧牛，四肢着地，顾盼回首，脊背高耸如瘤，肋骨嶙嶙。一小兽嬉戏于卧牛身畔，亦弯身回首，作亲昵状。二兽动势互相呼应，小兽戏卧牛之尾，牛尾则自然搭于小兽身上，愈显联系之密，构图之巧。作者对卧牛颌下之褶皱及压于腹底的后肢只作简化处理，而对尾鬃则刻划精细。雕刻繁简得宜，匠意高超。更可关注的是，二兽貌相高古，似加入了一些想象成分，非一般田间俗物可比。卧牛凸睛阔口，鼻翼贲张，角弯如月；小兽身健骨清，造型奇特，耐人寻味。
卧牛背后有二嵌孔，依二兽神态及组合关系，原件背上似应还有一小兽。
此作虽是小品，却摇曳多姿，布局精当，刀法娴熟，是传世黄杨木作品中较为突出者。
石湾窑牛式花插

石湾窑牛式花插，清，长19.5厘米，高11厘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此花插作牛式造型，胎体厚重，造型新颖。花口内饰黄釉，其余处满施深蓝釉，釉层凝厚，深蓝色釉中渗化出葱白色雨点状花斑，牛首及腿又呈现出窑变的效果。其窑变以蓝色为基调，虽仿钧窑，却又大不相同，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石湾窑因位于广东佛山市石湾镇，产品仿钧窑釉色，故又被称为“广均”。石湾窑以陶塑和建筑陶瓷著称。此件花插将牛雕塑得憨态可掬，釉色以蓝色为基调，变化万千，虽仿钧釉，却又大不相同。为石湾窑的代表作品之一。
陶酱黄釉牛车

陶酱黄釉牛车，隋 ，高41.5厘米，长53厘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牛四足直立，牛眼突出，嘴前伸，牛角竖立，昂首前行。牛车以酱黄釉为主基调，车顶为卷棚式，前后出檐，轿厢前面用竖线条表示车窗，施以浅黄釉, 车身塑造写实，给人真切之感。底座、车轮、车篷、牛均为单独制成后粘接而成。
魏晋南北朝及隋至初唐，陪葬明器中既有马也有车，前者多是为男性提供的，后者则是为女性准备的。为女性提供的牛车，取其行驶稳健，无颠簸劳顿。此外，魏晋时期文人士大夫以牛车为清玄高远的标志，乘坐牛车遂为时尚。墓室中牛车的大量出土既是墓主人出行的生活写照，也是社会思潮的具体物化。
寿山石童子牧牛纽“白发向人羞折腰”章

石章白寿山石制，长方形，童子牧牛纽，侧款。印文篆体，白文，右上起顺读“白发向人羞折腰”7字。印面有阴线边栏。边款阴刻隶书体“天启四年十月二十有五日。宏度。”
此印印文出自宋代陆游《剑南诗稿·卷九·醉中出西门偶书》诗句。此印相对汪泓早期的篆刻灵动略逊，而以规整风貌示人。文字笔势硬折，中含险峭，略有凿刻之意。整体布局均匀，印文力求对称，密而不繁，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玉童子牧牛

二十世纪初期，上海博物馆藏
青白玉质，局部有糖色，圆雕。主体为一卧牛，牛背有一童子，左手扶牛角，右手执穗，似正攀爬而上。
隋唐以降，玉器转向生活化、玩赏化，艺术陈设品应运而生。至明清，富贵人家无不摆放玉质陈设以彰显文化品位，又以玉质人物、动物、山子等较为常见。童子牧牛题材极富生活气息，兼具乡野之乐，一派天真，至今仍广受青睐。
八牛贮贝器

西汉 ，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上海博物馆藏。
此件器物是反应滇文化青铜特色的标志性器物。贮贝器是云南地区滇族特有的青铜器形制，牛和虎是常见的装饰题材。这件贮贝器出土时里面装有贝币，圆盖上塑有八头姿态各异的牛，所以得名。器物整体呈束腰圆筒形，器盖上铸有一头大牛和七头小牛。中间的大牛立于鼓型座上，长角弯延前耸，威武雄健。七只小牛低首垂尾环绕在盖沿。腰部是两只虎形耳，虎的造型威猛，虎视眈眈。
犀牛形水滴

青铜，清，高4.8厘米，长12厘米，湖南博物馆藏。
水滴，又称“砚滴”。此水滴为犀牛屈肢衔杯造型，犀牛双目圆凸，鼻翼外张，两耳收拢，背部有圆形注水孔，尾下垂分叉，犀牛口部有一圆孔，水从此孔流入所衔杯中。构思巧妙，形象生动，富有生活情趣。
牧童骑牛

青铜，清代，长18.4，高17.5厘米，湖南博物馆藏。
陈设器。牧童横坐牛背短笛横吹，水牛卧地昂首，卷起的尾巴体现了水牛的悠闲心态。体态健硕的水牛与顽皮可爱的小童形成鲜明的对比，反映了江南水乡的牧童放牛的画面。
“敕庙”铜牛灯

西汉，青铜，1949年长沙桂花园出土，通高50厘米，长40厘米， 宽25厘米，湖南博物馆藏。
古代照明用具。以牛为灯形，牛角中空，上与一带喇叭状罩的圆管互相扣合，喇叭口正对牛背上的灯盘，牛腹中空，可盛水，点灯时，烟可由罩口进入圆管由牛角处进入盛水的腹中，保持了室内的清洁卫生，是较早的环保灯之一。灯盘和喇叭状罩之间置有灯罩，既可挡风，也可调整灯光的照射角度。牛腹部右侧铭文为：“敕庙牛镫四，礼乐长监治”，此灯为主管礼乐的长官为长沙王宗庙监造的灯，铸造精良，是汉代灯具中的精品。
唐牛车

唐代，纵5厘米，高8.9厘米，浙江省博物馆藏。
由牛拉车组成，车蓬施黑釉，牛、车、人物白釉，车轮、人头、牛眼均有黑色点彩。牛四足着地驭一高蓬牛车，舱内坐一人，牛左侧一人似在套牛。制作质朴古拙。似应北方窑产品。
西汉铜牛

西汉铜牛，浙江省博物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