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州、惠州、儋州，在苏轼的人生驿站上，他为何表现得如此旷达？

惜晖

黄州、惠州、儋州，在苏轼的人生驿站上，他为何表现得如此旷达？                                                         2021-07-24 16:20                    
                          

提到苏轼，最先映入脑海的是：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是写出《念奴娇·赤壁怀古》的豪放词人；他是写出“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诗人；他是画出《古木怪石图》的画家；他是写出《新岁展庆帖》、《黄州寒食帖》的书法家。

苏轼多才多艺，才华横溢，可以说是一个“全能”的文学艺术大师，他的诗、词、赋、散文、书法、绘画都很有名，他取得了他那个时代的最高成就，苏轼的文学成就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苏轼的仕途之路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苏轼出生于四川省眉山县城内纱穀行苏家老宅。苏轼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都很有文学天赋，他们父子三人因为取得的极高的文学成就而入选了“唐宋八大家”。

苏轼在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考中进士，从此进入仕途，时年苏轼21岁。宋哲宗绍圣四年（1094年），支持变法的新党再次主导政坛，苏轼在新党的打击报复下，横遭贬谪。此年四月，苏轼从定州知州（今河北省定县）任上贬谪到英州（今广东省英德县）。中途又加贬为宁元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省惠阳市）安置，这是苏轼在仕途上的第二次贬谪。

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又被贬为琼州（今海南省海口市）别驾，昌化（今海南省儋（dān）州市）安置，其实就相当于流放，时年苏轼已经62岁，这是苏轼在仕途上的第三次贬谪。1100年，苏轼仍以琼州别驾的身份移知廉州（今广西合浦县）。

宋徽宗即位后，大赦天下，苏轼在北归途中，于7月28日在常州（今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去世，享年66岁，这一年是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

苏轼的第一次仕途贬谪在什么时候呢？

苏轼的第一次仕途贬谪在什么时候呢？还得从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说起，此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实行变法。王安石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富国强兵的革新主张。

苏轼本来的主张是变法要平缓地进行，由于苏轼的思想和变法主流不相一致，所以他就站到了旧党的一边，对变法持反对态度。

于是在熙宁四年（1071年），苏轼由殿中丞被贬为杭州通判，时年苏轼36岁，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转知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市）。

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时年苏轼在徐州知州任上，当时黄河决口，苏轼亲自率领军民护堤守城，最终治理了黄河决口。两年后苏轼又到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市）担任知州，这一年是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此时的变法仍然在进行着。苏轼一到湖州，他就给宋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上表》，这本是例行公事。

但苏轼在表中写有“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还有“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的话语。这些话被新党的一些人抓住了把柄。其中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三人从苏轼大量旧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新法的句子，对苏轼加以弹劾。一时间，朝廷上下一片倒苏之声。

这一年7月28日，苏轼在湖州上任才刚满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都城汴梁，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

为什么叫“乌台诗案”呢？因为“乌台”就是指御史台，这是出自于《汉书·朱博传》中的记载：“御史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其上。”所以后来的人也把御史台称为“乌台”，又因为苏轼的这件事都是由于御史的弹劾引起，所以称为“乌台诗案”。

这次险遭灭顶的灾祸是苏轼人生的一个转折点，经过多方的营救，包括身在江宁的王安石出面写信营救，苏轼才幸免于难。苏轼出狱后，被贬为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市）团练副使。这是苏轼仕途上第一次遭到重大的挫折，也可以说是苏轼的第一次贬谪。

从此苏轼过上了以颠沛流离为主的贬谪生活（除去苏轼在1086年——1094年的一段时间），也使得苏轼心灵经受了极大的磨难。苏轼在仕途贬谪的岁月里，他并没有因为仕途的坎坷而变得意志消沉，相反，他在贬谪的岁月里，保持着乐观豁达的心态。在任职的每一个地方，他都积极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为当地的经济、教育等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也正是在贬谪的岁月里，苏轼因为保持着乐观豁达的心态，他的文学创作达到了另一个高峰，他的大量文学作品也正是在贬谪的岁月里创作出来的。

多次的贬谪，苏轼的心态是怎样的呢？

黄州、惠州、儋州成了苏轼仕途上最重要的三个地方，也给苏轼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江苏省仪征市真州镇有一座金山寺，当时著名画家李公麟曾在金山寺的墙壁上绘了一幅苏轼的画像，李公麟的画作形象逼真。

“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见到这幅画像的时候大加称赞，他认为这是最像苏轼本人的一幅画像：画上的苏东坡手执一根细长藤杖，坐在磐石上，安详的神态中又有一种似醉非醉的意态。

1101年7月，苏轼被朝廷赦免。在北归途中，苏轼经过真州，他带着一丝欣慰游览金山寺时才看到这幅十年前李公麟为他画的画像。苏轼经过多年的艰苦生活，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也感觉生命走到了尽头，他在金山寺追忆了自己一生的经历，一时间感慨万千，写下了一首诗《自题金山画像》：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在这首诗中苏轼将贬谪生涯视为“功业”，其中有一丝自嘲的味道。其实也写出了贬谪生涯在他一生中的位置。

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风土人情，开阔了苏轼的眼界，让他饱经沧桑、历尽忧患，也升华了苏轼的人生境界。 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感悟。

不可否认，黄州、惠州、儋州是苏轼仕途中的的低谷, 却成就了苏轼思想性格、心态的最高峰，也成就了苏轼文学成就的最高峰。苏轼在黄州期间曾写过一首《西江月》的词，这首词最能表达苏轼第一次贬谪的心态：

  世事一场大梦, 人生几度新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词作上片借夜晚的风和落叶渲染了贬谪的悲凉心境；下片又含蓄委婉地暗示了这种悲凉心境的原因：横遭贬谪以及别人的不理解。

词作最后两句将贬谪的心态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既表达了对亲人的思念之情（也包括他的弟弟苏辙，苏轼和弟弟苏辙的感情是很深的）；又表达了对国事的忧虑，渴望朝廷理解、重用的心情，还表达了自己难耐的孤寂与落寞和不被世人理解的苦痛。

苏轼豁达乐观的心态体现

苏轼初遭贬谪的心态既是正常的，也是普遍的，亦或是那个时代或者历史上的士大夫阶层的普遍心理。但是苏轼和他们的表现也不尽相同，因为苏轼在贬谪之后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悲苦之情。比如屈原遭贬后的，他写下《渔父》，其中就表达了他的惶恐“颜色憔悴，形容枯槁”。

韩愈因为谏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他在《潮州刺史谢上辰》中写道：“自拘海岛，戚戚嗟嗟，日与死迫。”这是韩愈极度悲伤的表现；柳宗元因为“永贞革新”失败而被贬为柳州刺史后，他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写道：“神志荒耗，前后遗忘。”、“每闻大人言，蹶气震怖。”柳宗元因为贬谪而导致神情恍惚；

白居易贬为江州司马后，在《琵琶行》中写道：“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白居易借歌女的身世表达了他贬谪沦落的极度失落和苦恨。

苏轼虽然也表达了孤寂与落寞之情，却没有任何的幽怨。相反，苏轼却有一种审美的诗意境界，这是苏轼豁达乐观心态的体现。

这种心态反映到文学作品中就是一种美的享受，此时豁达乐观的心态已经升华为苏轼的一种审美的人生境界。比如苏轼在黄州时，他写下了一首诗《初到黄洲》：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

  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

  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苏轼已经对自己因为好论是非,因言贬谪的事情坦然面对了，他喜欢上了黄州鲜美可口的鱼和岸边的鲜嫩爽口的竹笋。失去的是仕途一时的荣宠，得到的却是生活的真谛。

苏轼在黄州期间，遍游黄州山水，在游览黄州赤鼻矶时，他写下了《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在黄州，有一次苏轼生病了，他到当地名医庞安常跟前治病，病好了之后，他与这位名医一起同游黄州有名的兰溪，还写下了游记《游兰溪》。

文章有叙有歌，妙趣横生，如文中的歌为：“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这也体现下来了苏轼寄情山水的乐观向上的一面。

文章最后一句写道：“是日剧饮而归。”这正是苏轼豁达乐观、笑对人生的积极向上的一面。

苏轼到了惠州，喜欢上了这个地方，也喜欢上了这个地方的风土人情，还有这个地方美味的特产水果。他在《惠州一绝·食荔枝》中写道：“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去儋州时，乘船渡过琼州海峡，他在《六月二十夜渡海》中又写道：“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苏轼在儋州三年，离开这个地方时，他在《别海南黎民表》中又写道：“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比如事远游。”

苏轼的字里行间处处表达了这种豁达乐观的心态，古语说的好“既来之，则安之”，苏轼随遇而安、豁达、积极、向上、乐观的心态，让他从贬谪的低谷甚至阴影中走了出来。

他在每一个地方都能很好地和当地的同事和百姓融合在一起，找到归属感，找到精神的家园，从而获得精神层面上的的畅适自足。

苏轼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态呢？

苏轼有着极强的自我调节的能力。在黄州时期，他渐渐地从贬谪的阴影中走了出来，他内心的失落和痛苦实现了超越。在此期间，他还从我国的传统哲学思想中汲取了精神力量，用以消弭“乌台诗案”给自己带来的精神打击。

苏轼从小就好读《庄子》，苏轼去世后，苏辙给哥哥写的墓志铭《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写道：“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庄子》），得吾心矣。”可见苏轼是深得《庄子》核心哲学思想的精髓的。

苏轼在贬谪期间用庄子的哲学思想来修身养性：一来可以静心修养，以便实现对现实的超越，提升精神境界；二来可以达到养生的目的，苏轼不仅重视思想的修养，而且还重视养生，人们常说苏轼喜欢美食，这是不无道理的。这样可以让他在贬谪的岁月里保证了身体的健康。

在苏轼到惠州，以至后来到儋州，他的这种豁达乐观，积极向上的人生状态逐渐地反映了出来。这与其思想不断提升有着密切的关系，他追求一种不为世俗所累的境界，向往一种既入世又洒脱的生活。

如苏轼到儋州之后，生活条件是相当清苦的，他以为自己在有生之年无法再回到家乡，在《到昌化军谢表》中，苏轼写道：“并鬼门而东骛，浮瘴海以南迁。生还无期，死有余责。”

苏轼到了海南情况比想象的还要艰苦，连书籍都看不到，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与程秀才书》中，苏轼写道：“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

即使条件如此清苦，但是苏轼还是慢慢地适应了这里的条件，并逐渐安定下来。在海南一住就是三年之久，并且喜欢上了那个地方。

苏轼在海南自给自足，亲自从事生产劳作，他从别人处租了一小块地，自己种植蔬菜，一年四季，竟然有吃不完的蔬菜。

在《撷菜》诗中，他这样写道：“秋来霜露满东园，芦菔生儿芥有孙。我与何曾同一饱，不知何苦食鸡豚。

在《和陶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诗中，他又这样写道：“借我三亩地，结茅为子邻。鴃舌倘可学，化为黎母民。”

来海南之前，苏轼还是有一些担忧的，此时这种担忧一扫而空：一是因为苏轼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他已不在意清苦的物质生活条件，而能很平静地接受它们；二是因为他豁达乐观、积极向上的思想性格和随遇而安的心态起了重要作用，这是苏轼思想境界提升的一个表现，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苏轼在初贬到黄州时，内心还是有一定的起伏的：激愤不平的情绪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也有体现，但是这种心态随着苏轼极强的自我调节而逐渐消失，思想也逐渐实现了自我超越。

在惠州与儋州期间，苏轼的思想比起在黄州来更加成熟与稳定，更加从容淡定。他能坦然地面对生活与工作，豁达乐观，积极向上的心态成为了他克服困难、面对生活的强劲动力。

在长期的贬谪生活中，苏轼学会了从更高一层的角度看问题，这极大地缓解了自身所承担的种种压力，他的胸怀也更加宽广了，视野也更加开阔了。

他不再计较于荣辱得失、境遇的好坏。这表明此时期的苏轼已经具有了超然的情怀。

苏轼贬谪岁月中的情怀

苏轼在贬谪生涯中，对宋朝抱有何种态度？我觉得这个问题换句话说表达会更准确、更到位——也就是苏轼在贬谪生涯中，有着怎样的家国情怀？

苏轼是很有政绩的，比如他在杭州任职期间，便采取与民为便的方法，《宋史·苏轼传》记载“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安” ，这说明苏轼是一位恪尽职守，工作很有方法的人。

在黄州期间，苏轼的朋友马正卿见苏轼生活清苦，就将郡中营地数十亩赠与苏轼，苏轼亲自从事生产劳作，这块地在黄州城东，苏轼在耕作之余，还给自己取了一个雅号“东坡”，这件事情说明苏轼是非常有情怀的。

他热爱生活，热爱家园，不辞辛苦，是一位有担当的人。他是很关爱自己的家人的，他亲自生产这一点就解决了家里人的温饱问题。在庄稼成熟之后，一家人吃上了二红饭，生活虽然清苦，但是苏轼能够守得住清贫，这是苦中作乐的精神。

庄稼成熟，苏轼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他写下了小品文《二红饭》，文中记录了收获的情况“今年东坡收大麦二十余石（古代容量单位，一石等于十斗）”；苏轼在文中还写了做饭的事情“今日令庖人杂小豆作饭，尤有味”。

苏轼两次到杭州任职，他亲自率领百姓疏浚西湖, 将湖中的淤泥挖出来，筑成堤岸，又在堤岸上种植了大量的柳树，后世将苏轼修浚的堤岸称为“苏堤”。这也成为了西湖的风景名胜，也成为西湖有名的一道人文风情。

凡事苏轼都是亲力亲为，他也为一方的建设做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些在苏轼的履历中，他都力所能及地做到了。

再如上文提到的：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时年苏轼在徐州知州任上，当时黄河决口，苏轼亲自率领军民护堤守城，最终治理了黄河决口。这都是爱国爱民的表现。

苏轼在贬谪生涯中仍不忘国事, 是非常忠诚的， 他一刻也没有忘记家国之事。比如在贬谪黄时期间，他写下的诗作《谢陈季常惠一暗巾》：

  夫子胸中万斛宽，此巾何事小团团。

  半升仅漉渊明酒，二寸才容子夏冠。

  好带黄金双得胜，可怜白苎一生酸。

  臂弓腰箭何时去，直上阴山取可汗。

在和朋友的唱和诗《次韵王郁林》中，苏轼这样写到：

  平生多难非天意，此去残年尽主恩。

  误辱使君相抆拭， 宁闻老鹤更乘轩。

在词作《满庭芳》中，苏轼也写到：“老去君恩未报, 空回首、 弹铗悲歌。”

从字里行间都能看出来，虽然苏轼仕途坎坷，但是在贬谪期间，他的忠君报国的思想、为国家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的想法、甚至建功立业的想法从未间断，这正是苏轼对家国忠诚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