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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0-26 15:01:51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在没有大鱼大肉的时代，我们乡下人是这样解馋的

2021年10月25日 09:52:57
来源：凤凰网读书

我问过姥姥，姥爷为啥那么喜欢吃辣椒？我姥姥说了一句哲学家永远说不出来的乡下话：“辣椒是穷人的馋啊。”

——画家冯杰

苦瓜和尚和苦瓜的脸庞

苦瓜开小黄花，黄扣子大小，为时不长，丈量完二十四小时后就悄然退场。散出一种独到的幽香，哪怕只有一朵，风来，一个院子里都会填满这种叫幽香的单词。

大画家石涛的号是“苦瓜和尚”，他编过一本《苦瓜和尚画语录》，我一边看书一边吃苦瓜，文字苦，却感觉石涛的绘画风格并不“苦”，而是“涨”。笔墨抒情的成分更多。张大千是画史上造假石涛的高手，现在拍卖行的许多石涛画都出自大风堂之手，且一一蒙混过关。张大千让我明白，世上最妙的造仿不是苦苦摹画，不是像不像，而是意创。是替石涛创作，让石涛一直死而复生。这例子是画坛三十六计之一，我叫它借尸还魂。

苦瓜的苦风格其他蔬菜无法模仿。

一个在四川泸州工作了一辈子的表舅，晚年返回中原，定居郑州。他告诉我：少不入川，老不进关。他年轻时进川，是个美丽的错误。但能做一手好苦瓜菜，我认为是最大的收获。我在他家第一次吃过炒苦瓜后，上了苦瘾，回来就在院子里自己种，以至家里晒衣服的栏杆上都爬满了苦瓜须。

说苦瓜脸是形容一种愁相。天使有愁容，植物也有愁容。

苦一向是自己的事。《传灯录》里有一句禅语：“苦瓜哪堪待客。”

苦瓜像我们这类小人物浓缩的生活，苦，是从上到下，从内到外，从皮到瓤的苦。静下心来想想，苦中恍然还能有一种回味。这才是支撑生活的骨头。像大家平时过的日子，尽管苦，若等到下一盘苦瓜端上来，照样要吃。

韭菜的剪法

“韭”这个字形很有意思，长长短短，横竖都是发的韭叶子，难怪《说文》里这样解释：“在一之上。一，地也。”如果倒着看，压上一个盖子，就该是不发芽的韭黄。

韭菜以春天最好，夏天就苍茫了。人到中年才恍然，出名要早。古人的“春初早韭，秋末晚菘”讲的都是及时，说的“时间和速度”，在讲物理。《政和本草》里说治消渴饮酒无度时，可以吃韭，“韭苗日吃三五两，或炒或作羹，无入盐，但吃得十斤即佳。过清明勿食”。这哪里是治病，说的是过生活。

先人命名一种植物总怀有一种愿望，“韭”乃“久”谐音，《说文》说：“一种而久者，故谓之韭。”《诗经》里最早出现“万寿无疆”这个字眼，就是与“祭韭”有关。只要有韭根埋下，不必年年播种，它是一种内含毅力的植物。母亲从老家挖来些许韭根，就种在盆里、地上，有时等到做饭下锅时，才忽然想起来剪。

我们乡下剪韭的一个方法实在高妙，不用镰刀、菜刀，认为那样剪出的韭菜会带有“铁腥气”，用碎碗瓷片来割，这样割的韭菜原色。

那么多人与韭有缘，苏轼的“青蒿黄韭试春盘”，他调制了三种颜色，上菜。陆游的“雨足韭头白”，是一种诡奇意象，白头的韭啊。郑板桥的“春韭满园随意剪”，他向往闲适。韭菜能在文学史上发芽，都与吃有关。其中要数杜甫的那一把韭菜最鲜。

杜甫《赠卫八处士》是杜诗精品。“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我每每读时，叹世间苍茫。那种时空交错的感觉，杜甫有，我也有。韭菜肯定也有。

雨夜留客剪韭，是古时诗人的一种习惯，朴素不失雅致。相当于现在诗人找个理由要四个小菜、一捆啤酒喝到天亮。

所谓“剪春韭”，不是室外活动，而是回归室内的一种烹韭方式，如果你以为是手持一盏马灯或电筒，半夜到菜地下刀剪韭，那就错了。

我告诉你古人“剪春韭”的方法，步骤如下：就是一手拿一束韭菜末端，将另一端放在清盐水里煮，然后剪掉末端，最后投入凉水里。这样烹出来的韭菜味道清脆可口。

就这么简单。并不是唐诗别解，也不是误读，我家来人时从来就是这一古风。

“二十五节气”和苏东坡的咳嗽

哮喘有点如怀旧，似曾相识燕归来，每到一定季节，不期而至，倒像是二十四节气里的一种，真可称为“二十五节气”。

我少年时，几年里都困于咳嗽，病期自每年秋冬之交开始，到春夏之交结束，比一个叫“立冬”的节气都要准时。咳嗽起来，喘得胸口疼，震得头痛，夜里睡觉都要趴在床上，像一个拙劣的诗人写一行诗都要点五个标点。

到医院治疗，医生最后诊定为“季节性过敏性哮喘”。开了一大堆西药，饱受苦药之累，最后也未根除，年年复发。一天，乡下的姥姥知道后“出场”了。她说偏方治大病，即使无效，也不影响身体。姥姥一说内容，我笑了。

姥姥用红梨炖川贝，熬两小碗，每天晚上让我睡前喝一碗，次日早上喝一碗。半月之后，竟好了。单方是红梨一颗，贝母十克。半月一疗程。姥姥说，川贝母最好，如无贝母，单熬红梨也有效。

后来读书，我看到更气派的单方，与明末的傅山有关。在古代，哮喘到极致就是痨病，谈痨色变。傅山是名医，又是书家，他给一位痨病鬼开了一个药方，药材竟是满满一船梨，让患者坐在船头，自山西吃到河南。果然，船还未到下游，痨病在中游就好了。

这方子让我惊得吐舌头，比姥姥的厉害。多亏我未遇到傅山，姥姥只给我十五颗红梨。

一天看《苏东坡传》，知道苏东坡晚年也困于咳嗽，哮喘。可惜双方生不逢时，都在时空里错过了，要不我可以送给他我姥姥的十五颗红梨。

面对心平气和的风景，如果你控制不住自己咳嗽，要一种聪明简单的治疗气喘的方式，我希望尝一下我姥姥的红梨。不行你再去看西医，只当这是一个轻松的古典乡村游戏。

先执一颗红梨。

柿子的别名就叫涩

天下画柿子的人多多，如果不以名分才气论，只按画柿子个子的大小往下排，“柿子座次”一定是这种排法：计有吴昌硕、齐白石、虚谷、赵之谦、潘天寿、冯杰。

我手下走过了那么多颗柿子，认为，柿子画得最好的一幅却是南宋牧谿和尚的。六个柿子端坐在那里，拙笨、简朴，却透出大智、慧心。像六个红脸罗汉，在打坐。

打我识字始，知道柿子就是涩。我对“涩”的感悟一向深恶痛绝，因为小时候偷的柿子大都青涩，苦不堪言，像文言文，像鸡肋。因为涩，小时候跟着姥爷在乡村“漤柿子”，这是一道乡土手工制法，用烧开的热水将瓮缸里的涩柿子加工致熟。这样，青柿清脆，不涩。

“涩”在中文里的意思永远是：青涩，艰涩，苦涩，稚嫩，晦涩，滞涩。都是不成熟的表现，可划入出身不好接受再教育的词列。后来，一个懂日语的人告诉说，“涩”在日文中显得别开生面，可引申为“好的”“雅的”品位。

涩是一种生命力的象征，涩有一种青春朝气，原色的，野性的，更接近原创。只要当下有涩，未来肯定就有成熟。涩一点愈好，起码比世故、媚俗要强。

而媚俗就是“软柿子”，从“骨感”上言，拿不起来。

辣椒是穷人的馋

传统画家在画《清白图》时，画完白菜，余兴未尽，就在一边添上几支辣椒。若几尾红鱼，般配。辣椒属平民日子里的道具。

那时我们家贫朴，辣椒的辣就像生活中的味精，是点睛之笔，让人忘记日子里的苦与艰难。走在乡村，冬天屋檐垂落的一串红椒分明让人鼓起向上的勇气。

从形状上看，柿子椒算是素椒，“狗尿椒”是最辣的，“朝天椒”是辣中的极品，一般用于观赏，极少有人敢吃。用途多可作为乡下人打赌的道具。

辣椒下来的季节，姥爷用盐水泡满满一缸青椒，吃饭时就随手捞出几支，算是最好的菜。看到姥爷的这种吃法，我也捞一支青椒效仿，却不得不叫喊苦辣。那种辣，绕梁三日。有时没有青椒，姥爷会将干椒在掌中搓碎，放进碗里，显得更暴烈。

乡下的日子就是这样过去的。简单，厚重。

我问过姥姥，姥爷为啥那么喜欢吃辣椒？我姥姥说了一句哲学家永远说不出来的乡下话：“辣椒是穷人的馋啊。”

在没有大鱼大肉的时代，我们乡下人就是靠这种方法解馋的。简单，有效。它是穷人的权利，且还不用去央求他人。真不知道，没有辣椒的日子该怎么过？

红薯的人道主义

请耐着性子，先来细读以下一段文字：

我爱红苕，小时候，曾充粮食。明代末，经由吕宋，输入中国。三七零年一转瞬，十多亿担总产额。一季收，可抵半年粮，超黍稷。原产地，南美北。输入者，华侨力。陈振龙，本是福州原籍。挟入藤篮试密航，归来闽海勤耕植。此功勋，当得比神农，人谁识？

这是一九六三年郭沫若为纪念红薯传入中国三百七十周年而作。那一年我还没出生，可见红薯比我大得多。等到我此时去写这篇红薯文章时，已经四十三岁了，也该是红薯传到中国四百一十三年了。薯到中年啊。

红薯来到中国的经历极为精彩，简直如一出传奇小说，我就听到过三种民间版本：

一说是有一陈姓华侨，于万历二十一年（一五九三年）从菲律宾将薯藤挟入小篮子内，航海七日，地下党怀揣情报一样，秘密潜回福建，开始种植，以后在中国四处传播。

第二个说法：一个人在吕宋岛（也是菲律宾），取薯蔓缠入缆绳中，涂上青泥，避过检查，得以渡海，传到中国。使用瞒天过海之计。

以上两个都与菲律宾有关。

第三种版本更是情节跌宕起伏，近似我们北中原民间艺人说的“评书”：话说红薯原产自交趾，就是今天的越南（交叉的脚指头，就是红薯的形状），严禁外出中国，违者治以死罪。一个叫林怀兰的中医，遍游交州，因其医治一关将有效，就被推荐去医治国王之女。看好后，国王赏赐熟番薯，林怀兰就要求生番薯。林先生是有心计之士，咔嚓咔嚓咬了几口，就留下半截藏起来，急急告辞，这怀薯之人要归回老家。

过关时，关将盘问，林怀兰便从实告诉，要求其私自放行。关将说：“我受的是君王俸禄，将你放行这是不忠，然而我感谢先生之德，违背了又是不义。”真是一团矛盾。自己解不开，干脆跳到水里死去就解开了。评书最后要的就是这效果。这关将倒像中国易水边那些燕赵慷慨悲歌之士。

林怀兰携薯回来后，遍种于粤，后人纪念他，还建立了薯公庙祭祀。让人感慨的是，他旁边配以那名关将。民众感恩。“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觉得这一则红薯来历写的不是“薯”，写的是“人”以及人道主义，倒是一出话剧的素材。

关于红薯这道题也许还有更多解，传到我这里，只记录以上三种答案。

红薯来到我的北中原，它不像山药和土豆，山药面庞沧桑，土豆表情丰富，一个个皱眉或舒展，喜悦或哀伤，相比之下，土豆显得丰富多彩，红薯则是另一种形象，外表心平气和，更显出一种乡村的淡定。

我看到徐光启在《农政全书》里将薯总结为“十三胜”：

一亩收数十石，一也。色白味甘，于诸土种中，特为敻绝，二也。益人与薯蓣（就是山药）同功，三也。遍地传生，剪茎作种，今岁一茎，次年便可种数百亩，四也。枝叶附地，随节作根，风雨不能侵损，五也。可当米谷，凶岁不能灾，六也。可充笾实，七也。可以酿酒，八也。干久收藏，屑之旋作饼饵，胜用饧蜜，九也。生熟皆可食，十也。用地少而利多，易于灌溉，十一也。春夏下种，初冬收入，枝叶极盛，草秽不容，其间但须壅土，勿用耘锄，无妨农功，十二也。根在深土，食苗至尽，尚能复生，虫蝗无所奈何，十三也。

他说的可都是些好词。

红薯对我们北中原人而言，更是功德无比，那是生命里的地粮。当年困难时期，是一块块小小的红薯养活了北中原人。让我感恩红薯。

红薯做生活里的主粮，梗、秧、叶子都可食用。红薯一般生吃、煮吃、蒸吃，还晒成红薯干，下在锅里，或磨成红薯面，做饸饹面、窝头。姥姥还用红薯叶蒸菜馍，叫“揣”菜馍。

乡下人在形容人比喻人时有个俗语——“红薯屁还没放尽，就想装城里人”，是调侃那些忘本之士，可见红薯有“气贯长虹”的作用。现在城里人却偏偏要装“乡下人”。

天下之雅是不同的，若天下之俗，到骨子里则都是一样。

我家曾在黄河大堤下一个叫孟岗的小镇居住了近二十年，每到冬天，都要从黄河边的乡村送来上千斤的红薯当口粮。寒冬，有时我正在夜半睡觉，会被窗外冬夜里滴落下来的“晃啷晃啷”马铃铛声惊醒，那铃声敲打着寒霜，像黑暗里碎碎的亮光。还有马匹不时打出的喷嚏声。那是从乡村拉来一大马车红薯。

我起来拿手电筒一照，马鼻上一层白霜。

红薯一下子吃不完，父亲就在院里挖了个地窖，让它们在里面过冬。母亲晴天就开始切红薯片，挂了满满一院子。余下的红薯对换成粉条。

后来别人都说红薯如何好吃，我父亲就第一个反对，他当年吃红薯“吃伤”过，他说，看到红薯就烧心、反胃、冒酸水。现在我想起，那是艰辛生活给他留下的痕迹。

父亲曾得过胃溃疡病，这可能与当年以食红薯为主粮有关。父亲服了好多年药，记得有一种叫甲氰咪胍的药，止酸。

据说所谓气质都是童年形成的，我除了没有书卷气、金石气、英雄气、名士气这类好气息之外，一生贯穿着红薯气，也许气到永远。

我第一次去西藏，因为高原反应，饮食不适，在拉萨街头正头昏脑涨，忽然，闻到一丝烤红薯香，顿时豁然开朗，就像一条细细的小绳子牵着我，便寻着那香气找去。拐了几个弯，终于见到一个烤红薯的铁皮炉子，立一个红薯脸膛般的汉子，急急称了两块。边吃边与那摊主聊，他是南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