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藏书界“双痴” 2021-11-18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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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承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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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克文
刘承幹与袁克文,一人被称为“傻公子”,一人为被称为“二皇子”。刘承幹“傻公子”是鲁迅所赐,其时,刘承幹“所获既富,遂发刊辑丛书之愿,择孤本与罕传之本,次第授梓,成丛书数种”。对于刘承幹的刻书,鲁迅说“有些书则非傻公子如此公者是不会刻的,所以他还不是毫无益处的人物”,刘承幹遂得了一个“傻公子”的美名。袁克文是袁世凯二公子,世人以“二皇子”称之,又其所藏之书多加盖“皇二子”、“上第二子”、“皇次子章”等章,“二皇子”之称遂流传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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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趣的是,国变之后,生在巨商大贾之家的刘承幹却不事经营,而是以遗老自居,加入到恢复大清国的行列,并为之奔走张罗。对清王朝的赏赐有着几乎病态的向往,晚年回忆其获得内务府职务时还是洋洋自得:“按旧制,内务府大臣以下设上驷院、奉宸院、武备院卿各一员,并满缺。辛亥后省上驷、奉宸、武备诸署,大臣以下置内务府卿,亦为满缺。余以汉人而入内务府,实为异数。当时文靖公宝熙及越千太保绍英、勤恪公耆龄以书贺曰:‘主上畀斯职,盖视为一家人亲之也。’郑襄勤公孝胥以汉人为内务府大臣,亦在余后。”
能够以汉人的身份获得理应是满人的内务府职位,刘承幹成为了少有的“异数”,他对此津津乐道,更为难得的是这还在“郑襄勤公孝胥以汉人为内务府大臣”之前,其得意之情跃然而出。而作为袁世凯之子的袁克文却无心政治,甚至反对其父称帝,就在袁世凯为复辟帝制大肆鼓吹之时,袁克文却不识时务的作了一首《感偶》:“乍着微绵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南回寒雁掩孤月,西去骄风黯九城。隙驹留身争一瞬,蜇声催梦欲三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这首诗被认为是反对帝制的铁证,因此此诗一出,舆论哗然,盛怒之下的袁世凯下令将其软禁,不受父亲喜欢的袁克文也最终逃亡上海。
虽然出身不同,相距万里,且政治信仰完全相左,本应没有相聚相识的机缘,然天缘凑巧,两人不仅相逢上海,还因为共同的藏书嗜好而成为莫逆。刘承幹最早记载两人交往的时间是在1916年十月十七日:“午后因袁抱存观察今晚招饮(观察名克文,前奉天候补道,即袁总统之次子也),特至自来水桥先行往拜,茗谈片刻而出。晚出至乾记弄姚慕莲宅中应抱存之招,以抱存借座慕莲家也,同坐者为沈仲礼、郑叔问、廉惠清、将孟蘋,又不识者三人。”
是日,刘承幹受袁克文招饮,可见,两人相识应比这个时间还早。
因有相同的志趣,两人很快便相熟,加入到各种名士聚会之中。当然,品书鉴书是其中重要的主题,刘承幹在日记中记载:“(1917年)十二月十一日出至徐积余处祝寿,以五十诞辰也,坐甫定,袁抱存与高德启至,茗谈良久。抱存带有宋本书七八种,共同鉴赏,亦一眼福。席间所谈皆版本目录之学,德启亦甚熟,予对之有愧不如,况抱存年只二十九,已皆有门径,其聪敏好学可知。”
回顾两人的藏书历程,有颇多相似之处。
出身名门,家资雄厚,为他们的藏书奠定了扎实的物质基础。刘承幹生父刘锦藻是刘镛的二儿子,因大伯父刘安澜英年早逝,没有子嗣,祖父刘镛遂作主将刘承幹过继给刘安澜遗孀邱氏。刘镛辞世之后,刘承幹便以“承重孙”的身份继承了家产。时人以动物形状的大小来形容南浔富裕的丝商群体,“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之说在当地流传甚广。资产在千万两白银以上者称之“象”,资产在五百万两至一千万两白银之间的称之为“牛”,资产在一百万两至五百万两之间的称为“狗”。而刘家为“四象”之首,刘承幹继承的家产可想而知。袁克文出身不凡,父亲袁世凯娶生母金氏时,已经是清朝驻朝鲜商务代表,后来更是登上民国总统宝座,生母金氏也是朝鲜的贵族。袁世凯辞世之前,曾有“口述遗训”说:“夫余辛苦半生,积得财产约一百数十万磅,尔曹将来啖饭之地,尚可勿忧竭蹶。”然据学者考证,这只是其资产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房产、地产。作为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自然用度颇丰,且袁世凯过世之后,袁家有过两次遗产分配,袁克文也分得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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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业堂丛书
两人收书均不计成本,大有海涵之势,因此能在短时间内积聚起大量的书籍。刘承幹以其雄厚之资,搜罗了大量的图书,“甬东卢氏之抱经楼、独山莫氏之影山草堂、仁和朱氏之结一庐、丰顺丁氏之持静斋、太仓缪氏之东仓书库,皆积累世之甄录,为精英所钟聚”,其所散出之书,大都归入嘉业堂,一时间,嘉业堂典籍宏富,缥缃满架。正因为刘承幹能对各家的散出之书兼收并蓄,短时间内迅速搜罗了大量的书籍,全盛时藏书达一点三万部,十八万册,六十万卷,被誉为民国私人藏书第一人。陈乃乾说:“嘉业堂主人刘翰怡宅心仁厚,凡书贾挟书往者,不愿令其失望,凡己所未备之书,不论新旧皆购之,几有海涵万象之势。”袁克文收书虽然没有刘承幹的数量大,但规模亦是不小。伦明说:“袁寒云克文于乙、丙间,大收宋椠,不论值,坊贾趋之,几于搜岩熏穴。所储又多内附物,不知如何得之也。”袁克文的藏书不仅数量多,且精品也多。“抱存由此致力收藏,而物聚所好,不数年中,宋元名椠萃集百数十种”。两人在收书上不计成本,不遗余力,从刘承幹的日记中也可以窥探出一点端倪:“(1917年)六月二十午后缪筱珊来长谈而去,伊于四月间托醉愚来说,备述近况渐艰,欲以所藏宋元椠本十馀种,让售于余。去岁曾与余面谈,此项书籍本与袁抱存有成约,计值贰万元,让售于余,特改为壹万捌千元,今则让至万五千元。”
日记是刘承幹记录自己从缪荃孙处购买宋元椠本十馀种,先前袁克文与缪荃孙有成约,以贰万元购之,后因故刘承幹以一万五千元将书买下。书籍虽然最终归入刘承幹,但两人以如此大手笔收书,一般人是难以望其项背的。
两人都具有深厚的版本学目录学功底,促进了其藏书事业。辛亥革命的爆发,四方士大夫寓居上海,为刘承幹提供了向他们学习的机会。“凡京外士大夫避地而来,驱车而去,其为同、光间闻人,每乐与之过从,冀以商量乎旧学”。“往余以所蓄书质正缪筱珊、叶鞠裳二先生,获闻流略之学。又因缪先生纳交罗君叔蕴,则故撢研金石,兼及目录版本,与缪、叶同其旨趣者。叔蕴季弟子经,中年设书肆沪上,曰蟫隐庐。其所居与余居寓庐相望,每过从辄言近日见某书、得某书,条别椠刻源流甚悉。余服其精博,因资以访求异书”。与缪荃孙、叶昌炽、罗振玉等一大批版本目录金石大家过从,刘承幹自然从中收获颇丰。朱甸卿也提及过学人当时相与过从的盛况:“余自清季宣统二年设肆金陵,初于版本尚无研究。辛亥后迁至沪滨,得识江阴缪筱珊,贵池刘世珩,吴兴刘翰怡、张石铭诸先生,朝夕携书过从。”袁克文则是师从方尔谦,方“颇通版本,稍有藏书。抱存常以版本之学质于方”,后又将袁克文介绍至李盛铎门下学习版本之学,李盛铎“悦其聪颖,诲之不倦,曾钞瞿、杨、丁、陆四家书目贻之。半载后学大进,试举一书,抱存皆能渊源道其始末”。国家图书馆近现代名家手稿文库中有一册藏札(未经正式整理编目,旧编为二十八号),收有李盛铎致袁克文书信二十五通,从书信内容看,主要是李盛铎帮袁克文“掌眼”,辨析古籍版本,考镜源流,襄助寒云收藏,其亦师亦友的关系可见一斑。正是在名师的指点之下,袁克文由此“学大进”,以至于刘承幹在听了袁克文对版本目录之学的见解后,有自愧不如之叹。深得其中门径的袁克文“由此致力收藏,而物聚所好,不数年中,宋元名椠萃集百数十种”。两人深厚的功底促进各自藏书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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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云日记
可好景不长,袁世凯于1916年逝世,袁克文失去了重要的经济来源,很快便到了出所藏易米的境地,其所藏之书也陆续散出。袁克文不像刘承幹那样,由藏书而刻书,使之“化身千万”,而是自秘,因此其藏书的详细情况已很难全面考证,只能从其有限的记载中得知其大概。其《寒云手写所藏宋本提要廿九种》记载有:《群经音义》(宋刊宋印)、《李贺歌诗编集》(北宋刊南宋印)、《春秋经传集解》(宋刊宋印)、《隋书》(宋刊宋印)、《新编方舆胜览》(宋刊)、《京本增修五代史详节》(宋刊宋印)、《韦苏州集》(宋刊宋印)、《详注周美成集片玉集》(宋刊宋印)、《增广注释音辩唐柳先生集》(宋刊宋印)、《北山录注解随函》(北宋刊北宋印)、《绝妙词选》(宋刊宋印)、《友林乙稿》(宋刊宋印)、《册府元龟》(北宋刊宋印)、《于湖居士文集》(宋刊宋印)、《春秋名号归一图》(宋刊宋印)、《春秋二十国年表》(宋刊宋印)、《春秋图说》(宋刊宋印)、《唐女郎鱼玄机诗》(宋刊宋印)、《黄氏补十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宋刊宋印)、《佛果圆悟真觉禅师心要》(宋刊宋印)、《舒州龙门佛眼和尚语录》(宋刊宋印)、《北山录》(宋刊宋印)、《韵补》(宋刊宋印)、《春秋传》(宋刊宋印)、《后村居士诗集》(宋刊元印)、《孟子注疏解经》(宋刊宋印)、《广韵》(宋刊宋印)、《篡图互注春秋传集解》(宋刊宋印)。《寒云日记》也有提及《大学》(宋刊)、《桯史》(宋刊)、《医学》(宋刊)、《松雪集》(元刊)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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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女郎鱼玄机诗
因袁克文散出的大部分藏书为潘宗周宝礼堂所收,因此我们只能从与之相关的记载中零星得知其中的一二。据雷梦水《书林琐记》记载,袁克文旧藏珍品有《礼记正义》(宋三山黄唐刻本)、《公羊经传解诂》(宋三山黄唐刻本)和《柳河东集》(宋寥莹中世彩堂刻本)。对于前面两书,宝礼堂主人潘宗周尝有过记叙:“时项城寒云公子卜居沪渎,有友介以相见,兼携宋刻《礼记正义》、《公羊经传解诂》二书至,自言资斧不给,欲以易钱。余方发愿买书,亟如所需畀之。《礼记》者,宋南渡后三山黄唐所刊,旧藏曲阜孔氏,海内传为孤本。余适构新居,落成之日,因颜曰‘宝礼堂’,以志喜也。”潘宗周宝礼堂藏书楼名正是出于海内孤本《礼记正义》。
宝礼堂所收袁克文旧藏除了如上所述袁克文求售之外,也有袁克文“出押他处,明训为赎之”的:“(1919年)四月十三日午后与醉愚至外滩工部局捐务处访潘明训,出示宋宝庆椠《黄氏补十家注杜工部诗史》,书仅六册,椠印精良,甚佳也。书系袁抱存旧藏,出押他处,明训为赎之,连本息费至二千馀元,亦云巨矣。”
当然,袁克文散出之书也有部分为刘承幹所得。据学者考证,嘉业堂所藏袁克文旧藏就有《春秋左氏传句解》(十行本)、《监本附音春秋谷梁传注疏》(宋刊十行明补本)、《旧闻证误》(活字本)、《祖庭事苑》(绍兴甲戌刊蝴蝶装本)、《书蔡氏传旁通》(元至正乙酉余氏勤有堂刊本)、《新刊补注释文黄帝内经素问》(至元己卯古林书屋刊本)、《新编连相搜神广记》、《临济慧照元公大宗师语录》(至元刊本)。刘承幹日记中也有关于购买袁克文旧藏的记载:“(1917年)十二月初九日与同文图书馆书贾汪姓买宋本《春秋经左氏传句解》七十卷,乙部三十二册,计洋三百八十元,闻系袁抱存出售。”“(1919年)二月二十五日王锡生来,与之买成书,十一种(宋版二、元版五,明版四,共十一种),皆袁抱存之物,计洋壹千四百元。”
可见,刘承幹收入袁克文旧藏的数量应该不在少数。
不久,刘承幹也家道中落,不得不变卖藏书度日,其所藏最为精华的宋刊四史及宋刊《鹤山先生大全集》等也售与了潘宗周的宝礼堂,两人的所藏之书竟以这样相同的归属作结,不禁让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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