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喊出“救救孩子”的人

远山

鲁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喊出“救救孩子”的人

2021年12月28日 10:19:59
来源：凤凰网读书

什么样的人才是合格的父亲呢？鲁迅认为，合格的父亲，他们“要做解放子女的父母，也应预备一种能力，便是自己虽然已经带着过去的色彩，却不失独立的本领和精神，有广博的趣味，高尚的娱乐”。这就是鲁迅所说的“‘人’之父”“觉醒的人”。

—— 张向东《“救救孩子”还是“救救父亲”》

《“救救孩子”还是“救救父亲”》

可是东方发白，人类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自然也是“人之子”。
——鲁迅《随感录四十》
因为我们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后是只要“人”之父。
——鲁迅《随感录二十五》
从20世纪初，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鲁迅的《狂人日记》——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到“文革”结束时，刘心武在《班主任》中呼吁“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再到近年来关于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问题的一再讨论，说明将近一个世纪以来，“救救孩子”的历史任务并未完成。
为什么“救救孩子”的历史任务如此艰难？“救救孩子”这一命题是否还存在一个未必自明的前提：谁来救孩子？谁有资格救孩子？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使我常常想起阅读鲁迅小说时的种种体验和困惑：鲁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喊出“救救孩子”的人，但他的小说中几乎没有被救的孩子，他小说中的孩子不是病死，就是备受摧残和折磨，或者做毫无意义的“看客”。鲁迅小说对孩子命运的描写阴暗而绝望，实在让人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沉重和震惊。他在《狂人日记》中发过这样的疑问：“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但在他的第三篇小说《药》中的小栓却偏偏就是一个吃人的孩子，而且是在他父亲的帮助下“吃人”的，尽管小栓自己还是难免一死。这不就证明了“狂人”的断言：“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鲁迅为什么不给他笔下的孩子一条生路呢？鲁迅小说中孩子的“病”和“死”，究竟有着哪些深层的象喻和指向呢？他在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时，是怎样思考其解救之道的呢？

《狂人日记 》鲁迅 / 天津人民出版社 / 2019-12

综观鲁迅思想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救救孩子”是他“立人”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只有把他“救救孩子”的呐喊放到他关于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体系中去，才能全面地理解其深刻内涵和实现途径。“救救孩子”作为现代文学反对封建礼教吃人的主题，虽然是在1918年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中提出来的，但鲁迅对这一问题的思考由来已久。从在仙台医专时对“幻灯片事件”的思考，到1907年写的《文化偏至论》中“立人”思想的形成，始终贯穿着鲁迅对国人的精神、个性的观察和思考。他说：“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鲁迅终其一生的精神探索和文学创作，都没有偏离这一主线。他“救救孩子”的呐喊及其对孩子“病因”的分析、判断，对“人”之父的呼唤，都显示了他的深刻和远见。
本文试图通过对鲁迅小说中孩子和父亲形象的分析，并与他早期论文中关于这一问题的理性思考进行互证，来解读其小说中孩子和父亲形象中所隐含的以“个性”和“精神”为内涵的“立人”思想、国民性批判、启蒙和自我启蒙等问题。

一、鲁迅小说中的孩子和父亲

在鲁迅的全部三十四篇小说（文言小说《怀旧》，《呐喊》十四篇，《彷徨》十一篇，《故事新编》八篇）中，有十七篇描写了孩子的各种生存境况及其父子关系，现将这十七篇小说中的孩子及其相关内容列表如下：

通过对鲁迅以上十七篇小说的分析，有以下几个特别显著的特点值得深思。第一是小说中描写的孩子数量之多。在鲁迅的全部三十四篇小说中，虽然以孩子为主角的只有《怀旧》《社戏》《铸剑》三篇，但那些大量的看起来似乎不经意的对孩子生存境况的描写，在他的整个小说中所占如此多的分量，说明他对孩子命运的关切和思考。第二是孩子命运之悲惨和前途之暗淡。除了《故乡》《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中的孩子以外，其余不是在街头巷尾充当小“看客”，就是备受父亲和私塾老师的折磨，或者丧命。第三是小说中“父亲”之麻木可憎。鲁迅的这十七篇小说中几乎没有一个“合格”的父亲，即鲁迅所说的“‘人’之父”或“觉醒的人”。

（一）孩子

鲁迅小说中的孩子，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四类：第一类是在《狂人日记》《孔乙己》《长明灯》《示众》《孤独者》中描写的小“看客”们。他们要么远远地站在“狂人”前面，同赵贵翁一样铁青着脸，叽叽喳喳地议论“狂人”；要么就分食了孔乙己的碟子里那几颗茴香豆，在笑声里走散，然而也忘记了曾经给予他们“快乐”的孔乙己（《孤独者》中的大良、二良也是此类）；要么以能给《长明灯》中那个“疯子”头上暗暗地放上两片稻草叶为乐；再要么就拥挤在老“看客”们的腿前胯下，兴致勃勃地观赏“囚犯”。这类小“看客”们点缀在那些老“看客”中间，那种强烈的猎奇心态虽然不失为一种儿童天性的流露，但那种在“狂人”身前身后探头探脑的举动总是令人心里不快。况且就他们在观赏别人时的那种麻木冷漠、毫无同情心而言，又何尝不是那些老“看客”们的绝佳传人。鲁迅在批判国民的劣根性时也没有忽视表现在孩子身上的这些可怕的惰性“遗传”。我们甚至也能感觉到鲁迅在描写这些孩子的那些举动时，那隐藏不露的憎恶和愤怒。然而，鲁迅描写这些小“看客”的用意绝不止于此。如果说“狂人”作为启蒙者，他深知那些老“看客”们因为已经吃了人而不可救药。“但是小孩子呢？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出世，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这真教我怕，教我纳罕而且伤心。”“狂人”怕什么呢？是什么教他“纳罕而且伤心”呢？这些疑问在时隔一年之后的《药》中，鲁迅自己做了回答，那就是启蒙者不但不被理解，而且要被他所救的人吃掉的悲剧命运。然而让“狂人”更为伤心和困惑的是，这些还未吃过人的、唯一有希望被救的孩子们，何以也“想害我”呢？“狂人”思考所得的结果，在小说中有两处基本一致的表述。一是“我明白了。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二是“他的年纪，比我大哥小得远，居然也是一伙；这一定是他娘老子先教的。还怕已经教给他儿子了；所以连小孩子，也都恶狠狠的看我”。这里，“狂人”在探索孩子的“病因”时，无疑是将症结指向了他们的父亲。我以为这就是《狂人日记》在提出“救救孩子”的命题时，思考得更为深刻的地方。

第二类是《怀旧》《药》《明天》《风波》《祝福》《幸福的家庭》《肥皂》《铸剑》八篇小说中的“受害者”孩子形象。他们有的（如《怀旧》中的“余”、《风波》中的六斤、《幸福的家庭》中的“孩子”，《肥皂》中的学程、秀儿、招儿）从精神到肉体备受摧残，有的（如《药》中的小栓、《明天》中的宝儿、《祝福》中的阿毛、《铸剑》中的眉间尺）干脆丧命。鲁迅给他小说中的孩子安排这样一个阴冷而绝望的结局，颇值得我们深思。不用说小栓和宝儿是病死的，即使就这十二篇小说中的全部孩子而言，那也是一种病态的生活。“病”和“死”成了他小说中孩子生存状态的一个整体象征。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的这些小说不也是在揭出孩子们身上的病苦，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吗？想一想《怀旧》中的那个连在梦里都要遭打的孩子，以练八卦拳为“庭训”的学程，或者捧着十八个铜钉的饭碗，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六斤……，我们就没有理由不相信他们长大以后不又是一个个四铭、九斤老太、七斤嫂和中年闰土。这就是鲁迅所说的生命的“停顿”、近似“灭亡的路”。
第三类是《故乡》中的“我”、宏儿、水生、少年闰土和《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中的“快乐的孩子们”。这些“快乐的孩子们”，是鲁迅小说中唯一天性未泯的一群。他们看见小兔子就“笑得响”，发现蝌蚪生了脚就高兴。他们陶醉于百草园的草虫鸣鸟、水乡月夜的渔火、罗汉豆，他们幻想着戏台上出现“蛇精”“跳老虎”……。这类孩子和前面两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是“父亲”在他们生活中的缺席。《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中“父亲”未曾出场，《故乡》虽写了“父亲”，但“孩子们”快乐的生活场景中也是没有“父亲”的身影，一旦“父亲”在场，“孩子”也就失却了应有的活泼天性，正如闰土从身后拖出来的水生。二是他们的快乐是以“自然”为背景的，这个背景中，无论是小兔子、鸭、蝌蚪等动物，还是百草园、河船、渔火，它们都代表了一种与家庭、私塾、街道、广场等不同的生存空间和价值取向。后者压抑、桎梏了孩子的自然人性，从而使他们的成长变为生命的“停顿”、重复、堕落甚至死亡；而前者则与孩子们的天性相映成趣，为他们的成长平添了一方自由的乐土，为他们幼小的心灵提供了一个幻想的天堂。这种“自然”，在鲁迅的笔下，不仅是一种生存环境，更是一种新的生命状态、人伦关系的象征，也是“在名教的斧钺底下，时时流露，时时萌蘖”的人的“天性”。
第四类，是《故乡》中的“我”和宏儿两个“离乡者”。宏儿是鲁迅小说中唯一没有受到摧残而且走出故乡的孩子。“我”在别了故乡二十余年后，发现自己虽不过也是“辛苦辗转而生活”，但与闰土相比，“我”已能意识到旧的生活方式的残暴、对生命的扼杀，开始反省、探索、思考一种“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新的生活；而闰土依然“辛苦麻木而生活”。
以艺术的方式思考孩子的成长及其命运，《故乡》在鲁迅的小说中有特别值得关注的地方。惟其在“我”和闰土一家三代人身上有着相对完整的成长历程和不同的命运，更能体现鲁迅关于人的成长的悲剧性问题的思考。作为孩子而言，“我”、闰土、水生、宏儿都是快乐的。但到中年以后，“我”和闰土，一个是“辛苦辗转而生活”，另一个是“辛苦麻木而生活”。其间的差别是，“我”已意识到要寻求一种新的生活，而闰土却还在麻木地重复着上一代人的生活。当闰土从身后拖出水生，让他给“老爷”磕头时，“我”看见的“正是一个廿年前的闰土”；而此刻“我”面前的闰土，已由紫色的圆脸变为灰黄，而且加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肿得通红。“我”何尝不会推想，“廿年后”的水生，又是一个面色灰黄、“辛苦麻木而生活”的中年闰土。在“我”的幻象中，闰土和他的上下两代人的形象的瞬间重叠，不正揭示了生命的毫无进步可言的重复、萎缩、“停顿”。“我”现在虽也“辛苦辗转而生活”，但毕竟意识到了要摆脱这种生命的“停顿”和重复，寻求新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说，宏儿的离开故乡，也是“走异路，逃异地”，是对旧的生命程序的反叛和对新的生命意义的追寻。

《祥林嫂》剧照

（二）父亲

上举十七篇小说中，写到十二位父亲形象，其中四位死去了，其余八位中，写得较为具体的是华老栓、七斤、中年闰土和四铭。这四位父亲，前三者是朴实而麻木的农民，鲁迅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沉痛笔触，描写了他们辛苦而麻木的生活，希望他们能够成为觉醒的人，但他深刻地意识到这种希望的渺茫。而对于以卫护圣道自居的四铭，鲁迅则予以猛烈的抨击和鞭挞。如果说华老栓、七斤和中年闰土，是在无知和愚昧中不自觉地延续着传统的伦理观念和家庭关系、父子关系，那么，四铭这个貌似新派的卫道者，则是自觉地鼓吹、宣扬残忍的封建礼教。他要儿子学程以“做了乞丐，还是一味孝顺祖母，自己情愿饿肚子”的孝女为榜样，说明他还没有将子女当作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而仅仅将他们看作将来替自己尽孝和报恩的工具——“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

二、鲁迅个人经历对其小说中父子关系描写的影响

鲁迅对家庭问题、父子关系、孩子命运的思考，见诸他成年以后的小说和杂文。但他早年的阅读经验和生活体验，无疑是引发他思考此类问题的内在动力。一旦现实中的某种境遇触动了他，这些潜伏着的童年记忆便会浮现出来，成为他进行艺术创造的激情和批判现实的依据。我们今天阅读鲁迅，依然能感觉到隐藏在文字背后的伤痛、悲愤和震惊。

（一）《二十四孝图》：在孩子心中死去了的“孝道”

《二十四孝图》是鲁迅童年时曾经渴望得到的图画本子，但他看了之后却是对“想做孝子”的完全绝望和扫兴。他说，其中最使他不解，甚至于发生反感的，是“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我至今还记得，一个躲在父母跟前的老头子，一个抱在母亲手上的小孩子，是怎样地使我发生不同的感想呵。”他认为老莱子“诈跌仆地，作婴儿啼，以娱亲意”，是“以不情为伦纪，污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简直是装佯，侮辱了孩子”。“郭巨埋儿”也震惊鲁迅幼小的心灵，他说：“彼时我委实有点害怕：掘好深坑，不见黄金，连‘摇咕咚’一同埋下去，盖上土，踏得实实的，又有什么法子可想呢。我想，事情虽然未必实现，但从此我总怕听到我的父母愁穷，怕看见我的白发的祖母，总觉得她和我不两立，至少，也是一个和我的生命有些妨碍的人。后来这印象日见其淡了，但总有一些留遗，一直到她去世——这大概是送给《二十四孝图》的儒者所万料不到的罢。”这次阅读经验，使传统的非人道的所谓“孝道”，在鲁迅的心里崩塌了，从而在他的心里，播下了对于虚伪、野蛮的伦理关系反叛的种子。

《二十四孝图》中的“郭巨埋儿”

（二）背诵《鉴略》：至今还令我诧异的父亲

现实生活中，鲁迅和父亲的关系，见诸文字的并不多，但颇能显示鲁迅独到而大胆的思考、直面人生的勇气和锐利的批判锋芒。鲁迅在《〈呐喊〉自序》和《父亲的病》中都写到父亲的病故，但那都是出奇冷静的叙述。父亲的病故只不过确证了世态炎凉和中医昏庸。在朱自清的笔下，父子之间一次寻常的离别，写得那样让人潸然泪下；而鲁迅即使写父亲的病故，却依然是那样的克制。是理性的批判淹没了丧父的伤痛，还是鲁迅成年以后回首这段人生时，就不再感到丧父之痛了呢？我觉得至少是在理性的层面，他超越了封建的忠孝伦常观念。一旦他看清了过去父子关系中被温情掩盖着的虚伪而血腥的一面，他将不再掩饰自己的憎恶。《五猖会》中，鲁迅就写了他在童年时所遭遇的一次“精神的虐杀”：有一次他要到东关去看《五猖会》，临行前父亲突然要他背诵《鉴略》，背不出，就不让他去。已过不惑之年的鲁迅，回忆起这段往事来，那笔端流露的令人窒息的沉重，使我们仿佛依然还能看见他那未被时间愈合的伤口：
我却并没有那么高兴。开船以后，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以及到了东关的五猖会的热闹，对于我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
直到现在，别的完全忘却，不留一点痕迹了，只有背诵《鉴略》这一段，却还分明如昨日事。
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那时候叫我来背书。
我曾经做出过这样的假设：要不是由于父亲的病故，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走异路，逃异地”，鲁迅极可能要走读书应试的“正路”。父亲的病故成了鲁迅人生命途的转折点，否则，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将因这位主将的缺席而暗淡不少，整个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或许是另一面貌。但这对鲁迅来说是幸还是不幸呢？鲁迅小说中基本上没有合格的、现代意义上的父亲形象和理想的父子关系。我想，鲁迅作为一个从旧家庭的父子关系中成长起来的人，当他成年以后，再用理性的眼光审视他的成长历程时，那些积淀在记忆中的生命体验，无疑会融化在他的作品中。唯其如此，其作品才能以血肉丰满的感性魅力震撼读者的心灵。在《故乡》中，当“我”最终坐了船辞别了故乡时，和宏儿有一段对话这样写道：
大伯，我们什么时候回来？
回来？你怎么还没有走就想回来了。
我想，鲁迅在写到宏儿“还没有走就想回来”时，也许会想到他当年走投无路时的“走异路，逃异地”的情景。他不像宏儿，对故乡怀着天真的留恋，而是满怀着“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悲哀和无奈离开故乡的。此情此景，鲁迅也许还会想，如果他的父亲还在，他又会如何生活？是如闰土那样辛苦麻木而生活，还是其他的可能性。我猜想，在鲁迅的心里，这恐怕是一堆欲说还休的乱麻。虽然他“走异路，逃异地”，但毕竟不是被父亲“解放”了的人。
正是鲁迅对旧家庭中孩子的遭遇、父子关系的这种深刻体验，使他在思考“救救孩子”这一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时，更为关注孩子们精神上的病苦，并以血肉丰满的感性形象和严密的理性思辨，为我们展示了造成孩子精神上诸多缺陷的过程和原因，从而将“救救孩子”的实现，最终指向了“人的觉醒”和“人”之父的出现。

（三）百草园：童年的乐园

无论是被封建伦常统治的家庭，还是枯燥呆板的三味书屋，都不能给童年的鲁迅带来快乐和安慰。唯有置身百草园中，与鸣蝉、木莲为伍，他才感到无穷的乐趣。在鲁迅的童年生活中，百草园所代表的自然人性与家庭、私塾所代表的封建礼教，形成了尖锐的对立。鲁迅将对这种无拘无束、率性适意的生活方式的感性体验，在他后来的创作中，上升到了对人的生命的理想状态的理性思考。在《故乡》《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中的孩子身上，寄托了鲁迅对于新的人伦关系、生存状态、生命理想的思考和探索。阅读这些小说时，我们仿佛还能听见百草园中那遥远的生命的回响。

三、救救父亲——“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鲁迅对孩子现实命运的思考，既见之于其小说的形象描述，又见之于他更为理性的分析。他说：“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虽然‘人口众多’这一句话，很可以闭了眼睛自负，然而这许多人口，便只在尘土中辗转，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鲁迅小说中孩子命运的基调是黑色的，这反映了鲁迅对“救救孩子”这一历史课题的悲观情绪，而这种悲观是基于他对闰土、四铭们的清醒而深刻的认识的。《狂人日记》的结尾是耐人寻味的：
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
我曾反复琢磨过这个结尾，不论是作为小说叙述者的鲁迅，还是小说主人公的“狂人”，就他们对中国历史吃人本质的认识而言，他们更倾向于认为“没有吃过人的孩子”几近于无，“或者还有”云云，是鲁迅“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是“决不能以我之所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但我仍然觉得这呐喊是“悲哀”的，这“悲哀”源于他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洞察和体验。这也是鲁迅之所以没有在他的小说中以廉价的乐观，给孩子们预约一个光明的黄金世界的原因。如果没有父亲们的“觉醒”，“救救孩子”的呐喊是容易流为空喊的。鲁迅说，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它需要我们一面结清旧账，一面开辟新路。
继1918年4月在《狂人日记》中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之后，又分别于1918年9月、1919年1月、1919年2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随感录二十五》《随感录四十》《随感录四十九》等杂感，探讨孩子的“解放”和父亲的资格及父子关系等问题。尤其是他发表于1919年11月《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上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对于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声言“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罢了”。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有这么多的文字探讨这一问题，足见鲁迅对这一问题思考的深度和广度。鲁迅并未停留在“救救孩子”的呐喊上，他深知在当时的社会里，孩子们还缺乏自救的能力，所以，“反抗”和“出走”不曾出现在他的小说里。那么，拯救之道何在呢？由谁来救孩子并且怎么救呢？鲁迅的这几篇文章，就是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回答。

鲁迅与儿子海婴合照

在鲁迅看来，中国的孩子，之所以“大了以后，做不了人”，是因为中国的父亲中了旧习惯旧思想——父权思想——的毒太深了。他们将子女看作自己的占有物，“抹煞了‘爱’，一味说‘恩’，又因此责望报偿，那便不但破坏了父子之间的道德，而且也大反于做父母的实际的真情，播下了乖剌的种子。”认为中国的父亲，“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而不是‘人’的父亲，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他们精神上的种种缺陷，使他们不具备做父亲的资格，这样的人，“就令硬做了父亲，也不过如古代的草寇称王一般，万万算不了正统。”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是合格的父亲呢？
鲁迅认为，合格的父亲，他们“要做解放子女的父母，也应预备一种能力，便是自己虽然已经带着过去的色彩，却不失独立的本领和精神，有广博的趣味，高尚的娱乐”。这就是鲁迅所说的“‘人’之父”“觉醒的人”。正像“狂人”一样，他们不仅要具备反思历史和现实的能力，更要具备反思自我的意识和能力。只有通过这种自我反思、自我觉醒，才能使他们获得首先是作为“人”的父亲的资格。可见，鲁迅是把“人”的资格的获得，作为“救救孩子”的先决条件的。他们要觉醒到自己作为父亲和孩子都是平等的人、独立的人。父亲对于孩子并没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每个人都是“生命的桥梁的一级”“过付的经手人”，所以，“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古传的谬误思想，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利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以准备作幼者本位的道德”。“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既然中国旧理想的父子关系已经崩溃，就应该建立一种新的父子关系：
老的让开着，催促着，奖励者，让他们走去。路上有深渊，便用那个死填平了，让他们走去。
少的感谢他们填了深渊，给自己走去；老的也感谢他们从我填平的深渊上走去。——远了远了。
明白这事，便从幼到壮到死，都欢欢喜喜的过去；而且一步一步，多是超过祖先的新人。
这是生物界正当开阔的路！人类的祖先，都已这样做了。
作为启蒙者的鲁迅，他从对国民性批判的角度描写了孩子们的各种不幸和病苦，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并探索一种理想的、适合人的自然天性的生存状态和基于自我觉醒的自主、自立的新的人生方式。更为重要的是，他并未停留在“呐喊”上，而是由此去思考由谁以及怎样去“救救孩子”等更为关键的问题。鲁迅认为，如果要“救救孩子”，首先是“父亲”要取得“人”的资格——既能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有生命意义和价值的人，同时也能尊重孩子的人格尊严和意志自由，把他当作一个独立的人看待。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鲁迅对启蒙者提出的自我启蒙的要求。就孩子的生存状态而言，《故乡》《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中的孩子，似乎代表了鲁迅合乎自然的人性理想；就人生方式而言，《故乡》中的“我”和宏儿的“走异路，逃异地”，代表了一种迥异于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人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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