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战役中，许世友与粟裕鲜为人知的争论

华忠

济南战役中，许世友与粟裕鲜为人知的争论                 

2022-03-27 10:06                    
              1948年7月14日，即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攻占兖州第二天，毛泽东连续发出七份电报给陈毅、粟裕，一次比一次明确地提出，要“许谭兵团在10天内迅速攻占济南”。
济南，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自古以来即为兵家必争之地。国民党军据守济南，南可呼应徐州，北能声援平津。蒋介石把守卫济南的重任赋予王耀武，并任命他为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在日伪统治时期设防的基础上，又将其建成以内城为主防阵地，联系外城、商埠及邻近山头、要点，紧密依靠，互相支持，防御面积超过600平方公里的永久筑城地带。守军有10万之众，可作困兽之斗。王耀武曾经吹嘘，济南兵多城固，外围能守半个月，市区至少能守一个月。特别是国民党军在徐州附近地区部署着三个兵团，随时可以增援。

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指出：“攻济打援是一次严重作战”。
如何进行战役部署？8月10日，粟裕向中央军委提出集中华野全部(包括许谭兵团、韦吉兵团)30万人，“将重点放在打援亡”、“集中主力首先攻占济南“、“攻占济南与打援同时进行”三个可供选择的作战方案。
8月12日，毛泽东复电“同意攻济打援”，并预计了可能出现“打一个极大的歼灭战”、“打一个大的歼灭战”和“形成僵局”三种结果。并且指示，“我们目前倾向于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达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援敌之目的”。8月26日，毛泽东又来电指出： “必须预先估计三种可能情况：
(一)在援敌距离尚远之时攻克济南；
(二)在援敌距离已近之时攻克济南；
(三)在援敌已近之时尚未攻克济南。”
8月28日，毛泽东又指示，战役计划应以能对付最坏情况，即第三种情况为根本出发点，而不应以第一、第二两种情况为根本出发点。

如何避免第三种可能，争取第一、二种可能？济南是否攻克，决定于时间，而取得时间则决定于是否能阻援与打援。粟裕“决定将参战兵力44％组成攻城集团，将参战兵力56％组成打援集团”。在攻城具体部署上，又分为东、西两个兵团，由东、西两面向济南实施钳击。西兵团以19个团组成，由第十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刘培善统一指挥；东兵团以24个团组成，由九纵队司令员聂凤智、政治委员刘浩天统一指挥。以两广纵队等担任扫清济南外围守敌的任务，以我“第十三纵队为攻城总预备队”。
然而，集中兵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对于“攻济打援”战法，开始并没有被所有将领理解和接受。有人认为，既然济南战役主要目的是攻克济南，就应当把兵力部署重点放在攻济上，阻援打援不必使用那么多的兵力。担任攻城集团总指挥的许世友极力主张，把作战部署和兵力分配的重点放在攻城上。

也就是说，许世友并不同意这么打！8月下旬，粟裕在山东曲阜召开纵队以上领导干部参加的作战会议，学习领会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辩证地认识攻济与打援的关系。并请中央军委出面一同做许世友的工作。9月11日，毛泽东专电许世友指出：
“目的与手段应当联系而又有区别。此次作战目的，主要是夺取济南，其次才是歼灭一部分援敌。但在手段上即兵力部署上，却不应以多数兵力打济南。如果以多数兵力打济南，以少数兵力打援敌，则因援敌甚多，势必阻不住，不能歼其一部，因而不能取得攻济必要的时间，则攻济必不成功。”
为此，毛泽东明确决定：“整个攻城指挥，由你们(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担负，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就这样，最高统帅部和战区指挥员上下结合，互相切磋，互相启发，互相补充，一个切合实际的攻济打援作战方案形成了。

1948年9月6日，粟裕率领华野指挥机关进入指挥位置——宁阳西北的大柏祭。这里，南靠打援战场，北距济南80公里。粟裕能够着眼战略全局，兼顾攻济打援两个战场，指挥两大集团步调一致地去争取胜利。
蒋介石曾制定了一个投入27万兵力的会战计划，要王耀武率10万人守军“确保济南”，要杜聿明指挥邱清泉、李弥、黄百韬三个兵团随时准备北上增援，在兖州、济南之间同华野主力会战。然而，这个部署不仅晚了一步，而且由于蒋军内部矛盾重重，迟迟未能落实。“胜兵先胜而后求战”。战前这场谋略竞赛中，粟裕不仅先敌一步，而且高明敌一筹，未战而胜负之势已定。
攻济打援的战法以及兵力部署上的辩证运筹，经过战役的 实践检验是正确的。徐州地区的敌人，正是慑于我军打援集团兵力强大，才不敢贸然进犯。许世友经过八天八夜的作战，一举拿下了济南城。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大河向东：他们为什么追随毛泽东》一书记述毛泽东是如何协调解决许世友与粟裕的争论历史真实。该书以当事人口述历史的方法还原历史，史料新颖，观点客观公允，为该社的年度畅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