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张国焘听闻主席逝世，身处异乡的他说了哪十个字，令人感慨？

清梦

晚年张国焘听闻主席逝世，身处异乡的他说了哪十个字，令人感慨？                                                         2022-04-08 08:59                    
“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面对记者的提问，沉默良久的张国焘说道。
1976年9月9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于凌晨零点十分逝世。
《伦敦时报》的一名记者得知此事后，专门赶到张国焘居住的养老院，询问他关于毛主席去世的看法。
听到这个问题的张国焘只是低着头，现在的他已经是个快80岁的老人了，曾经的意气风发，趾高气昂早已不见踪影。“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晚年张国焘剩下的只有孤独，遗憾和唏嘘。

“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乍一看，这不过是一句普通的话，也是每一个回忆过去的人都有可能说出的话，然而从张国焘的嘴里说出，它的内涵则更加丰富了。
“我们”显然指的就是包括毛主席和他在内的那一群与中国共产党息息相关的人们，“我们的时代”则是那个大家齐心协力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努力奋斗只为共同创造光明未来的时代。然而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那个时代也早已与他无关。
现在的张国焘与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没有任何关系，只身一人居住在加拿大的一所养老院里，儿子们偶尔来看看他。
叛逃共产党的日子并不好过，辗转反侧饥寒交迫，这样的生活恐怕是年轻的张国焘从未想过的。
“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句话到底意味着什么？张国焘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又想到了什么？其中的意味可供后人品味。
中共双杰
毛主席和张国焘都是建党初期重要的创始人之一，共同参加了中共一大，是中国共产党成长的见证者。在建党事宜上，二人功不可没。
从中共一大顺利召开的历史事实上看，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然而放眼当时，中共一大的召开并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甚至可以用稀松平常来形容。这和当时的社会环境离不开关系，那个时候每天新成立的政党多如牛毛，解散的政党也是如此。
想来那个时候也没有人会想到今时今日参加的会议能在历史上留下浓厚的一笔，所以走到最后的毛主席和董必武并没有记住大会的日期，在依稀的回忆里，7月1日成为了建党纪念日。

那么二人在中共一大的舞台上又发挥了什么作用呢？当时的毛主席已经在湖南组织了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并享有誉名，同时受到李大钊和陈独秀的赏识，从而成为了十三建党元勋之一。
如果说当时的毛主席在共产主义事业上还是初出茅庐，崭露头角，张国焘则是12个人里最风光的那个了。作为北京大学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为人高调的张国焘享有名气，是李大钊竭力栽培的榜样和对象。
这次参加会议，作为学生代表，同时也是会议的副主席和主持人，相比当时的毛主席，张国焘是很具有话语权的。

然而当时召开的中共一大的情况就能预示未来的发展吗？结果显然不是如此，甚至可以说是令人唏嘘。
当年的12建党元勋最终只有毛主席和董必武二人走到了最后，其中4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剩余6人不是脱离党籍就是叛逃，包括张国焘。
谁也没有想到，那年7月的会议竟映照了中国的未来，只是有人坚守有人离开了。毛主席和张国焘走向了两个相反的方向，一个坚守信念，最终带领人民走向新中国，另一个却异死他乡。
相似相异
毛主席和张国焘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却又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比起合作伙伴，二人的关系更像是对手，当然毛主席本意并非如此。
毛
张二人都出生于农村且家境殷实，特别是张国焘，家庭条件可以说是十分富裕；二人都是知识分子，不过张国焘学历更高，毕业于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学；二人都是家里的长子，敢于破除传统思想，追求真理；
二人都和北京大学有渊源，毛主席曾在时任图书馆馆长李大钊的帮助下，成为图书馆管理员并得以旁听北大课程。拥有许多共同点的毛主席和张国焘在当时都是年轻有为，怀抱理想的先进青年，同样怀揣一颗救亡国家的心，又对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的两个人本该成为前进道路上的战友，奈何人与人心态间的差距不是一般的大，二人在李大钊家的一次会面可见一斑。

在李大钊家中, 毛主席与张国焘相遇。毛主席带着一口浓浓的湖南乡音对这位北大学生领袖自我介绍: “ 湖南毛润之。”
张国熹向毛主席点点头, 然后旁若无人地与李大钊高谈阔论起来。毛主席寂然坐在一旁。多少年后, 他对斯诺回忆说: “ 他们看不起我这个乡下人。”
其实这并不是两个人第一次见面。当时的北大图书馆正是有志青年们发表议论，进行思想交锋的场地，为数不多的马克思主义书刊经常被借阅一空。李大钊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经常举办有关各种新思潮的辩论，
而他不在的时候，张国焘就会代替老师招待学生和主持辩论，风光无限。
毛主席作为图书馆馆员，主要负责登记来访学生，因而得以听到有关各种问题的讨论。
然而当他想加入各位北大学子的讨论时，受到更多的却是来自这群骄傲的学生们的轻蔑与鄙夷。张国焘更是从未正眼瞧过当时的“湖南农村乡下人”，孰不知新中国的未来即将由伟大领袖毛主席来缔造。

毛主席和张国焘有着巨大的差异，这首先体现在性格上。
比起毛主席，张国焘显得十分高调和骄傲。
当然他也有骄傲的资本，年纪轻轻就受到北大教授们的赏识，可见无论其学识还是见识都高人一筹；同时又作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他赢得了一众学子的钦佩和拥戴。张国焘自然而然成为了人群的中心，
而他也十分享受这种众星捧月，高高在上的状态。
聪明故聪明，有能力故有能力，张国焘最大的问题即在于他过于以自我为中心且顽固地追求处于中心的地位。
从某种意义上说，比起革命事业的成功和中华人民的生活疾苦，他更在乎自己是否能够发光发亮，能否高人一等，这些都为他日后做出错误选择埋下了隐患。
二人的格局也相差甚远，甚至可以用心胸狭窄来形容张国焘。
作为北京大学的青年领袖先锋，他成功地站到了人群中心，把出风头奉行地淋漓尽致，却忽略了作为一个青年学子最重要的道德品质。
心胸狭窄，自视甚高，目中无人。
当时的毛主席虽然只是图书馆助理，却也深受李大钊的赏识，无奈张国焘的眼中只有出身，对人的判断鲁莽且武断，无数次对身边的毛主席视而不见。
如果当时的张国焘愿意放下架子，以公正的心态对待他人，或许二人有机会成为朋友，成就我国历史上的一段佳话呢？然而事实已经尘埃落定，一切假设都是空谈。

纵观张国焘的人物事例以及文献坊间对其的评价，可以发现张国焘身上存在很大缺陷，这也体现在人品上。
1938年4月叛逃共产党的时候，张国焘孤身一人，曾经跟随他的红四方面军干部士兵们纷纷对他失去信任。同时张国焘也猜忌所有人，始终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直到多年后撰写回忆录也要靠夸大虚假的文字蒙骗他人和自己。
李大钊的遇害和他脱不开关系。1924年，被北洋政府逮捕的张国焘没忍住敌人的拷打诱惑，供出了自己所知道的共产党员的名字，其中就包括李大钊，这也为日后李大钊的遇害埋下了伏笔。
最令人发指的是，出狱后的张国焘隐瞒了自己背叛组织的情节，反而夸大事实，诉说自己面对拷打的忠贞不屈。直到几十年后， 相关人员在对敌伪档案进行审查时才发现了张国焘的自供状，出卖敬爱的老师却还要装作清高，这样的投机行为让人心生愤慨。
纷争对抗
开国上将许世友曾说过：
“在党内，除了毛主席，谁也不是张国焘的对手。”
许世友的这句话从能力上给予了张国焘极大的肯定，甚至把张国焘放在了很高的位置上，张国焘在党内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面对实力强劲的毛主席，张国焘并没有把他当作事业上的好伙伴，而是选择争锋相对，二人的分歧大大超过共识，对抗也远大于合作。
二人总有不同的看法，比如：毛主席认为团结农民是革命胜利的关键，张国焘则坚信工人运动才能走向革命胜利；
毛主席主张国共合作，张国焘则竭力反对，奈何谁劝他都不听。然而历史证明，毛主席的见地确实比张国焘高明许多。
因反对国共合作, 张国寿被逐出了中共权力中枢。而当毛主席提出全新的农民运动思想时，张国焘则评价：
“这种看法, 是毛主席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
张国焘尖酸刻薄的形象跃然出现

1927年，革命危难之际，毛主席与张国焘第一次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冲突的起因源于张国焘针对一名党员干部的审查，此人正是被誉为“ 黄埔三杰” 之一的蒋先云。
这里简单介绍下蒋先云，之所以被誉为“黄埔三杰”之一，不仅在于他同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和毕业于黄埔军校，更在于他是国共两党领袖共同重视的不可多得的人才。毛主席和蒋介石对他的喜爱溢于言表，他的入党介绍人也是毛主席。
从黄埔军校毕业后，蒋先云留任成为蒋介石的秘书。蒋介石叛变革命之际，蒋先云收到了来自周总理的秘密来信，并为了共产党革命的伟大理想拒绝了蒋介石加入国民党的利诱邀请。
然而在蒋先云回到武汉并被任命为七十七团团长兼党代表时,负责审查的张国熹却百般刁难，
面对毛主席和周总理对蒋先云人品和忠诚的担保，他依然我行我素，公然抨击蒋先云，以至毛主席怒不可遏, 忍不住拍桌子，第一次与张国焘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张国焘对人才的侮辱和诋毁令人感到愤怒，何况蒋先云还是毛主席亲自选择的爱徒，将他作为党将来要栽培的国之栋梁也无过。
革命危难之际，正是人才稀缺之时，蒋先云应召回归党组织，这本是令人欣慰鼓舞的事情，怎奈张国焘在这个关头满怀疑忌，蛮横又固执。不久之后，蒋先云在抵御北伐的战争中牺牲。
张国焘的性格劣势也在这件事上体现出来。他不擅用人，更不会以德服人，而是追求强权，好以权服人。他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站稳脚跟靠的就是杀劲。
1931年，张国焘从苏联归国后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当主席，偏激，专政又蛮横的他不久后就开始了“大肃杀”运动，几千名优秀的干部死于其手，心狠手辣的程度令人惊心。这场肃杀过后，新提拔上来的干部都是支持张国焘的人，士兵们对他的恐惧大于发自内心的敬佩，张国焘也因此在这边根据地上树立了绝对的威严。
把握大权的感觉给了他足够的认同和自信，这种自信甚至是盲目和疯狂的，以至于张国焘逐步做出了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一系列举动。

1935年，自武汉分别，毛主席和张国焘因为蒋知先的事情不合而分已经过去了8年，再次见面的二人分别是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各路红军在懋功顺利会师。
由毛主席领导的红一方面军即中央红军由于路程漫长，数历战斗，条件艰苦，到达懋功的时候已由原来的8万人减至不到两万人。
而由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出发于资源优渥的四川，加上行军不过一个月，鲜遇斗争，和中央红军在懋功汇合后由原有的6万人增至8万人。遵义会议上，毛主席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张国焘在党内拥有相同的地位。
历经困苦顺利会师的红军和共产党人们在危急关头本该团结起来，而张国焘却悄悄打起了小算盘。在红四方面军的队伍里，干部们都尊称他为“主席”。

迎接中央红军的时候，他还张罗手下竖起印有“欢迎30万中央红军”的横幅。
此举在当时看不过引起毛主席等人的疑惑，事后再看却并不简单。
张国焘其实是在试探中央红军，为后来两军的不和也埋下了伏笔。
看见衣衫褴褛，精神疲惫，人数锐减的红一方面军，张国焘信心大增，他认为自己带领的军队在人数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因而比毛主席拥有更高的地位；且中央红军作为主力军在毛主席的带领下人数减少，自己带领的红四方面军则在短短一月内日益壮大，在张国焘眼里，这证明他比毛主席的能力更强，于是更加洋洋得意，沾沾自喜。
然而事实却复杂地多。
中央红军前期的确犯过错误，而且当时的领导可不是毛主席，直到遵义会议才逐步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带领支离破碎的中央红军度过危机。

张国焘打起了军权的主意。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在战略方向上出现了分歧。
张国焘主张南下，在少数名族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根据他的经验和判断，南下资源好，利于革命发展。
毛主席则主张北上，向抗日前线靠拢，共产国际也建议红军北上，方便他们提供支援。
毛主席北上的决定是正确且敏锐的，当时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民族矛盾，且中原地区好调动民众，南下少数名族则未必如此，红军很有可能陷入死路一条。

在大小会议上，张国焘一意孤行，百般刁难，甚至扬言要带领红四方面军独自南下，如此直白的分裂宣言令与会人员无不震惊。最后他也的确做出了南下的举动并另立中央，在川西经历惨烈打击后又泱泱北上，随后叛逃国民党。

历史洪流
现在来看张国焘，他也不过是历史洪流中的一个过客，甚至有股自作孽的意味。当年他另立中央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开除毛主席等人的党籍，令人无奈又可笑。
张国焘与毛主席对抗的那段时光也被毛主席称为革命生涯中最黑暗的日子，可见张国焘手段之刁钻，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的部分能力。
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带领下的扩大是事实，在肃整军队上他也的确有所作为，毕竟当时南下的军队也是自愿跟着他走的，然而他的性格和格局终究将自己引上一条错误的道路。
张国焘在党内的地位一直很高，不出意外的话本可顺利成为建国元勋之一，怎奈他非要拿石头砸自己的脚。
从这个角度来看，张国焘就从来不是一个坚定理想信念的共产主义革命者，他把自私任性和猜忌武断践行地淋漓尽致，学生时代便是如此，全然没有格局大人之风范。其实在犯下分裂红军和另立中央的政治错误后，中央给过他多次机会让他承认错误，毛主席也不计前嫌，真诚地与他沟通，希望他能反省自己。
毕竟当时处于抗日救亡的关键时期，团结是最重要的事情，张国焘若能认清错误，对党也是好事。然而张国焘不相信党，更不相信毛主席，也拒绝认真反省，认定有人要害他。
1937年王明回国成为了张国焘叛逃的导火索。
王明也不是什么好人，他也是张国焘的敌人，二人曾在苏联互相争斗，彼此对双方不满，也正是因为敌不过王明，张国焘才来到鄂豫皖根据地。
这次见面，王明自然要给张国焘来个下马威，他先让张国焘把住处让出来给自己住，随后有主动找上门来告诉他黄超和李特被枪毙的消息。这两个人都是张国焘曾经的得力助手，王明的话不是威胁还能是什么，他惊恐万分，说不出话来。

也是在这个背景下，
张国焘借扫黄帝陵的名义坐上了国民党接应他的车。
张国焘叛逃后的日子过得并不好，他可能也从未想过自己会是这个结局。
国民党起先对他寄予厚望，先是在军统做高官，做不出成绩的他又来到中统，无论是劝反还是制定对共计划，张国焘都起不到作用，令国民党人非常失望，此后一直看不起他。
大陆解放前夕，张国焘处于回不去共产党，国民党不要的状态，最终为了苟活选择携家人逃离台湾。
在台湾混不下去，张国焘又辗转香港，靠写稿维持生计，一家人的生活很是贫苦。晚年移民加拿大投靠儿子，无奈儿子的生活压力也很大，张国焘只能独自前往养老院生活，最终冻死在养老院里。
这样的结局实在令人唏嘘，可恨又可悲。然而这一切都是张国焘自己选择的，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碎，最后落得一个客死异乡的结果。
我想，当他说出 “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句话时，他一定感觉到了后悔。革命是大事，不是过家家，更不能意气用事，张国焘拼了命地与人斗争，根本就是走错了方向。不知张国焘最终有没有意识到是自己的格局和对理性信念的不坚定造就了他最后的结局。